共青团组织服务来沪务工青年路径探讨
共青团组织服务来沪务工青年路径探讨
2013/6/4 0:00:00浏览次数:3570
课题顾问:文选才
课题负责人:郭定平 李经中 沈聪
课题组成员:郇雷 李书琴 周嘉煜
目 录
一、课题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一)课题研究的背景
(二)课题研究的意义
二、共青团组织(浦东新区团区委)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的现状
三、试点地区来沪务工青年的基本特征及社会融入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试点地区来沪务工青年的基本特征
(二)来沪务工青年社会融入方面存在的问题
四、国内外相关管理与服务借鉴
(一)国内外相关管理与服务情况
(二)启示与借鉴
五、课题研究的基本理论
六、基本原则、基本思路与对策建议
(一)基本原则
(二)基本思路
(三)对策建议
附:调查问卷
内容摘要:在新的城市二元结构现状下,对于来沪务工青年,如何在现有户籍管理的总体格局下,探索属地化管理的路径与方法,让他们更好地融入上海,已是摆在各级共青团组织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针对当前管理与服务中存在的问题,浦东新区团委在开展相关试点工作的基础上,按照远近结合、标本兼治、突出重点、创新机制的思路,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共青团组织服务来沪务工青年路径的对策思路和相关措施。
关键词:共青团组织 来沪务工青年 服务
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与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的过程相伴相生。在现有户籍管理制度下,流动人口因为户籍不在流入地,也就难以享受与户籍相关的政治、经济权利,并由此而形成新的城市二元结构。对于流动人口中最活跃的群体—来沪务工青年,如何在现有户籍管理的总体格局下,探索属地化管理的路径与方法,使来沪务工青年能够享受包括教育、医疗、就业、住房、文化、体育等基本公共服务,通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让来沪务工青年能够更好地融入上海,和本地青年一起成为上海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主体,已经成为摆在各级共青团组织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
受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委员会委托,复旦大学课题组开展了共青团组织服务来沪务工青年路径探讨的课题研究,课题采取调查座谈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着眼完善相关管理与服务的目标,针对当前来沪务工青年管理与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在肯定共青团浦东区委开展相关试点工作的基础上,按照远近结合、标本兼治、突出重点、创新机制的思路,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共青团组织服务来沪务工青年路径的对策思路和相关措施。
一、课题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一)课题研究的背景
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民安居乐业。按照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社会建设上升为执政党战略布局的一项重要任务,管理格局不断健全,综合治理扎实推进,体系建设全面展开,社会管理从管制型转向服务型,围绕社会建设的总目标,在理念、原则、运作方式上都在沿着“以人为本”的方向发展。
(1)针对现有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目标。
针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等不和谐因素,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等是到2020年的总目标。
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目标,来沪务工青年的各项权益应该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要切实尊重和保障来沪务工青年生产、生活方面的权益,就要在开展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的基础上,从各个环节打通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的路径,为他们在上海的生存、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2)针对社会管理新特点,中央提出的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总要求。
伴随着城乡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组织形态发生的诸多变化,以及人员流动性大大增强,各种新型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不断增多的新特点,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积极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是中央针对当前社会管理新特点提出的要求。胡锦涛总书记2011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做好八个方面的工作,其中包括要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强化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责,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建立覆盖全国人口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建立健全实有人口动态管理机制,完善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政策。
按照上述要求,无论是在提高来沪务工青年的管理服务水平,还是在培育社会组织,建立科学有效的来沪务工青年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等方面,共青团组织都可以大胆探索,通过搭建服务平台为其提供物质和精神支持。
(3)针对出现城市二元结构的新情况,中央提出的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路径。
基本公共服务,指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基础上,由政府主导提供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相适应,旨在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基本需求的公共服务。目前,在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或者特大型城市,已经出现新的城市二元结构,即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的二元结构,本地人口享受本地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外来人口难以享受包括保障基本民生需求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住房保障、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公共服务。为此,今年刚刚颁布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明确全体公民都能以机会均等为核心,获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明确要以输入地政府管理为主,加快建立农民工等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扩展。结合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和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逐步将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与户口性质相脱离,保障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同时要求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在基本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服务供给与监督评价等方面的作用,把适合由社会承担的基本公共服务事项,以购买服务等方式交由社会组织承担。
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主要是各级政府的责任,正如该规划所指出的,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责任,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是公民的权利。但共青团组织作为党和政府服务联系来沪务工青年的桥梁和纽带,可以在来沪务工青年的需求表达、服务供给与监督评价等方面,探索购买服务方式,由第三方具体实施,使来沪务工青年机会均等、公平可及、贴合需求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
(二)课题研究的意义
外来人员的本地融入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碰到的共同难题。但西方国家对于城市的外来人员不存在户口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经济权利,更由于有教会和其他慈善组织的存在,能够为外来人员解决心灵关怀,故外来人员的本地融入较少制度及心理、文化障碍。我国的城市外来人员融入居住地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但户籍管理的基本制度设计使得外来人员融入城市方面还存在制度障碍。围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通过搭建服务平台,为来沪务工青年提供其所需要的服务,在此基础上建立来沪务工青年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并最终实现社区共治的目标,对于探索从户籍地管理转向居住地管理的制度变迁,对于完善社会治理的相关理论,既有着高远的理论意义,又有着鲜明的现实意义。
(1)开展调查座谈,掌握一手材料,为党和政府关于来沪务工青年管理与服务决策提供参考素材。
来沪务工青年居住、生活、就业、医疗等生存、发展的实际状况,以及作为群体需要提供服务和解决的问题,是党和政府制定关于来沪务工青年管理与服务政策的依据。近年来,浦东新区团委已经就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现状等开展调研,并已取得相关研究成果。为进一步了解来沪务工青年在浦东生存、发展的全面状况,本课题通过调查问卷、座谈会和实地走访等多种形式,针对来沪务工青年居住、经济、生活、组织、文化融入情况,系统了解其对政府提供支持的需求,对共青团组织开展活动的建议,通过对这些基本素材、基本数据的归集和整理,可以为党和政府关于来沪务工青年管理与服务决策提供参考素材。
(2)对团区委已经开展的试点工作进行跟踪研究与评估,及时总结试点工作经验,为下一步的推广提供理论与事实依据。
今年开始,团区委分别在航头和曹路两镇开展试点,探索为来沪青年服务的路径与方法。课题组全程了解了包括初步摸底阶段、深入调查阶段、启动仪式阶段、活动推广阶段的试点工作情况,对镇青年中心——村青年之家——各类来沪务工青年团体三级架构的工作效果进行了测试与评估,在此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研究,对试点工作进行研究与评估。通过课题研究与团区委组织的总结提炼相互结合又相对独立开展工作,可以提供相对客观的结论,为下一步的推广提供理论与事实依据。
(3)依据浦东发展目标,结合共青团组织职能拓展,为共青团组织更好地服务来沪务工青年探索新的路径。
依据“十二五”期间浦东建设成为“四个中心”的核心功能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导区、国家改革示范区的功能定位,实现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目标,以及健全“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全覆盖动态化管理机制,构建与浦东大区域、多样化特点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实施来沪人员融入社区计划,坚持有序进入、统一管理、共享成果,加强来沪人员服务管理的具体要求,结合共青团组织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的职能拓展情况,通过在运行载体、运行方式等方面的探讨,为共青团组织勇作改革示范,更好地服务来沪务工青年探索新的路径。
二、共青团组织(浦东新区团区委)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的现状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浦东现有14-35周岁的来沪青少年近115万,占新区青少年总人口的56.1%,来沪青少年人口与户籍青少年人口已出现倒挂。来沪务工青年的生活状况相对较差,群租、蚁居现象大量存在。同时他们很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覆盖有限。调查结果显示,来沪务工青年的社会融合进程缓慢,社区归属感较弱。
近年来,浦东新区团区委在服务来沪青少年工作方面已经开展了相关工作,虽然受众和影响都较为有限,但为共青团组织拓展职能,不仅服务本地青少年,而且为服务来沪青少年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特别是今年以来,团区委在航头镇沈庄村、曹路镇京瓷女工宿舍开展试点,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团区委今年在两个试点地区开展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的主要工作体现在:
1、开展调查摸底。在两个试点单位进行了来沪务工青年的初步调查摸底工作,如沈庄村共有来沪青年1932人,占当地来沪人员总数的38%。从居住情况看,有399人租住蔬菜大棚,有54人租住单位出租房,有106人租住单位宿舍,有1331人租住农民私房,还有16人租住商品房。从工作情况来看,有821人务工,119人务农,77人经商,4人借读,还有893人工作没有着落或工作情况不明。再如曹路镇星火村京瓷女工宿舍现登记居住的来沪人员656人,其中18-35岁的来沪青年有656人,占100%;从18-35岁的来沪青年的文化程度来看,初中及以下的有42人,占青年总人数的6.4%,中专、技校、高中有608人,占青年总人数的93%,大专以上有6人,占青年总人数的0.01%。
2、建立联系渠道。曹路镇团委建立了QQ群,现有100多名青年加入QQ群,及时将社区活动信息、教育信息等上网公布,更好地让务工青年了解社区,了解镇活动场所、文艺下乡活动动态、成人学校电大大专、本科招生简章、团委青年活动等信息,QQ群同时也为宿舍委员会服务女工搭建服务平台。同时,除了QQ群以外,曹路镇还紧密联系一批骨干队伍——宿舍委员会的委员、楼长和寝室长,不定期召集宿舍委员会骨干、楼长、宿舍长座谈,及时了解务工青年需求,设计和完善各类提升自我的方案,提供相应的服务。航头镇团委则通过更具体的问卷调查收集到来沪务工青年的手机号码,通过信息群发的形式,建立与来沪务工青年的沟通渠道。通过多渠道、多平台的宣传,现有的服务信息、活动信息基本上能够覆盖到两地大多数来沪务工青年。
3、建成服务网络。镇团委、妇联、综治办、司法办、外口办、文广中心、派出所、村委会、青少年社工点等部门建立联合工作网络,实现资源共享。发挥村党团组织优势,挖掘一批有文化、有能力、遵纪守法、热于融入社区的务工青年中的积极分子参与务工青年服务凝聚,引导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抓好一支大学生志愿者服务队伍,注重志愿培训、规范志愿服务、加强志愿管理。
4、搭建服务平台。今年3月,航头镇沈庄村、曹路镇京瓷女工宿舍两个试点单位的服务来沪务工青年项目正式启动。5月份,两个试点单位先后建立了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群体的“青年之家”,并举行了挂牌仪式。“青年之家”旨在尊重来沪青年的生存和发展权力,畅通来沪青年与政府职能部门的诉求渠道,使相关的职能部门能更为便捷的掌握来沪青年的需求,完善体制外的管理服务模式,运用专业化的理念和方法来服务来沪青年,注重对他们的支持和服务系统的培育。
5、组织开展活动。两个试点镇团委根据当地来沪务工青年的不同状况分别开展各类服务活动。主要包括学习类活动,如曹路镇团委在京瓷女工宿舍开展“外青夜校”,发动金融学院大学生志愿者为女工进行英语、计算机等知识辅导,航头镇团委为来沪务工青年提供免费的电脑培训和办公自动化培训机会,帮助来沪青年提升职业技能;文娱类活动,如曹路镇为青年女工放送露天电影、利用社区免费活动场地为女工开展羽毛球活动等,航头镇利用暑期活动时机,组织来沪青年子弟进行“看上海·看浦东”参观一日游活动等;就业类活动,如航头镇召集村内吸纳来沪青年较多的企业(主要是服装企业)业主座谈会,建立定期沟通机制,将招工信息在青年之家公布,向来沪待业青年发布招工信息组织企业主和待业青年面对面交流活动等;便民类活动,如曹路镇为女工发放禁毒、网瘾预防矫治、计生、法制宣传册,赠送青年杂志、法制刊物,开放村图书室等,航头镇从有专长的个体户中召集有志愿服务意向的青年,组成志愿服务队,每月定期在村老年活动室门口开展学雷锋活动等。
6、适时进行总结。7、9月,团区委先后召开两次工作推进会,会上,两个试点镇团委分别就已经开展的工作和存在的问题做了汇报,针对活动开展中存在的来沪务工青年兴趣不大、人数不多、时间太少、深入不够等问题,团区委要求从把握来沪务工青年不同于其父辈、不同于本地青年的特点出发,围绕服务主题,明确工作目标,从成立工作机构、强化工作力量、选准工作基点、细化工作内容的角度进一步推进试点工作。
从浦东团区委工作来看,通过课题组座谈以及问卷显示,经过半年的努力,团区委在服务来沪务工青年方面宣传覆盖面不断拓宽,服务针对性进一步提升,但仍然存在着一些困难与不足,如活动的可持续性问题,来沪务工青年流动性较大,刚刚建立的联系渠道没过多久就要重新更换;如工作机构人员缺乏问题,工作力量不足;如专项活动经费不足,目前的试点经费极为有限,如果试点工作推广,除非纳入政府实事项目,否则目前的经费难以支撑等。
三、试点地区来沪务工青年的基本特征及社会融入方面存在的问题
本次调研,课题组遴选了曹路镇京瓷女工集体宿舍和航头镇沈庄村来沪务工青年聚居地“青年之家”两个试点地开展研究,共回收问卷574份(其中航头490份,曹路84份),有效问卷超过80%。
(一)试点地区来沪务工青年的基本特征
通过分析调查对象的基本个人特征信息,我们发现试点地区来沪务工青年具有以下几种特征:
一是户籍来源地相对集中。由表1可见试点地来沪务工青年户籍来源地主要集中在安徽、河南、江苏、江苏等与上海地理距离比较近的省份,比例达到66.06%。其他省市的总比例只占31.95%。安徽户籍数最多,达到38.17%,明显高于其他省市。这说明,地缘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外出务工青年的流入地选择倾向。
表1、试点地来沪务工青年调查对象户籍信息

二是来沪时间普遍不长。来沪时间长短代表务工青年的流动性情况和定居倾向。一般认为,来沪时间比较长的务工青年社会融入的程度相对更高,更能够适应城市生活。通过调查问卷反映的情况看,大多数来沪务工青年来沪时间相对较短,近半人来沪时间不足3年,而在6年以下的人数比例则达到72.03%(见表2)。
表2:试点地来沪务工青年调查对象来沪年数信息

三是主要从事制造业工人、服务业工人和个体户等工作,以初中学历为主。学历水平和从事的工作类型关系密切,从学历水平上来看(表3),大多数人是初中学历,其中高中学历及以下达到93.68%。而在工种方面,制造业工人、服务业工人、个体户是主要的从业种类,分别是39.65%、12.04%和18.41%。另一方面,来沪务工青年群体内部出现明显的阶层分化现象,其中4.60%的人是企业主或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值得注意的是,有10.80%的受访者处于无业状态,比例相对较高。
表3:试点地来沪务工青年调查对象工作类型和学历信息

(二)来沪务工青年社会融入方面存在的问题
为详细了解来沪务工青年在居住、工作、生活方面的情况,以便共青团组织能够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课题组设计的调查问卷包括了来沪务工青年居住、经济、生活、组织、文化融入状况及基本情况六个方面,基本思路是来沪务工青年来到上海后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居住问题,然后是找一份能够保证自己生活的工作,维持一定的经济收入;在经济需求得到一定保障之后,才会在生活方面努力融入,进而深化到组织和文化层面。从调查情况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1)居住融入方面:总体来看条件较差,一部分来沪务工青年住在简易蔬菜大棚,生存环境较为恶劣
如图1显示,来沪务工青年的居住状况受到工作行业与性质的影响。曹路镇京瓷女工集中住在公司所提供的集体宿舍,居住集中,居住条件相对优越;而航头镇沈庄村的来沪务工青年居住状况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其中有部分的受访者居住在靠近工作场所的简易大棚或工棚中,居住条件非常恶劣;而也有40多位受访者居住在自己所租的房子内。
图1 试点地来沪务工青年居住情况示意图
住房支出的水平根据居住状况的不同而不同。根据图2所示,按照每月计算,大多数的被访者的住房支出在月收入中所占比例不超过20%,少数被访者的住房支出占其月收入的20%-40%。就居住环境和居住条件来看,40%左右的被访者对于其居住条件不满意,希望尽快改善。
图2试点地来沪务工青年每月住房支出占收入的比重情况示意图
总体看来,来沪务工青年居住条件相对较差。在走访过程中,课题组发现部分来沪务工青年所居住的简易蔬菜大棚条件很差,夏季闷热,冬季寒冷。在谈及为什么不选择租房居住的时候,被访的务工青年一致认为租金太高,而这里的租金还只是每月约200元左右的租住农民自建房,如果是租住商品房,则更是无力承担。
(2)经济融入方面:收入普遍较低,对收入的满意程度较低,甚至还有部分人员无收入来源
经济水平反映来沪务工青年的经济融入水平。如图3所示,来沪务工青年50%左右的月收入能达到2000-2999元,20%左右在1000-1999之间,还有不到20%的群体月收入能达到3000-3999,极少数来沪务工青年的月收入在4000以上,同时存在无收入来源的群体。近半数受访者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争取较高经济收入(相较于在家乡务工或者务农的收入)是大多数来沪务工青年来沪务工的首要理由,尽管相对于在家乡务工或者务农的收入来说,收入已经明显增长,但扣除生活成本,实际可支配的收入并不多,高生活成本与低收入水平让大部分来沪务工青年感到压力较大。本地居民享有的失业补助、医疗等劳动权益保障和福利待遇,来沪青年却无法享受。这些导致来沪青年在上海难以安定。
图3 试点地来沪务工青年平均月收入情况示意图
(3)生活融入方面:闲暇时间少、社区活动参与少,社会交往具有地缘相似性和身份相似性,以及在封闭性基础上的自我隔离等特性
表4 来沪务工青年经常联络人中的上海人情况(航头镇沈庄村)
经常联络的人中有几个上海人

表5 来沪务工青年经常联络人中的上海人情况(曹路镇京瓷女工)

在课题组的访问群体中,仅有少数的人使用过村委会活动室,使用过图书室、棋牌室和健身苑等的更是少数。较少的社区参与也直接影响来沪务工青年和本地居民之间的相互接纳和认同。在问及有多少个本地居民朋友的时候,大多数被访者表示只有1-2个,少数人表示有3-4个;在这些本地居民朋友中,基本上都是通过工作认识的,平时生活中结识的本地居民朋友相当少。而经常联络的人群中,也是大多数表示只有1-2个上海人(如表4、表5所示)。就来沪务工青年找工作的途径来看,其中超过50%的被访者是通过同乡(包括家人亲属或朋友)介绍帮忙找到工作的,即便是再次跳槽换工作,同样有接近50%的被访者打算通过同乡(包括家人亲属或朋友)这一社会关系网络来寻找。就对与本地居民交流的态度来看,半数以上的被访者认为无所谓,愿意与本地居民交流的被访者不到50%。来沪务工青年的社会关系网络相对单一,非常有限,当遇到困难需要求助时,大部分来沪务工青年还是选择那种以地缘和亲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这种社会交往具有地缘相似性和身份相似性,以及在封闭性基础上的自我隔离。一些本地居民把就业压力归罪于来沪青年,来沪青年在老家所承袭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被某些本地居民定义为愚昧和落后,而他们在上海城市生活中的文化权利与心理需求往往被忽略,这也无助于来沪青年对上海产生归属感,不利于生活融入。
(4)组织融入方面:来沪务工青年对组织性活动以及共同交流平台有明显的需求,但无论是活动主体、活动内容还是活动方式方面都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受访者普遍希望能够多参加一些组织起来的集体活动,以便逐渐系统地了解所在城市的情况,参与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期望在有组织的活动中,增进团体内部的互相了解。尽管共青团组织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仍然有近30%的被访者表示不知道自己所在单位是否有共青团组织,同时也表示对共青团组织不太了解。受访者对团组织的期望集中在联欢、文艺、文体、技能培训等方面,但目前在技能培训方面还难以找到突破口。受访者普遍愿意参加志愿性公益活动,但在相关信息获取方面存在盲区,说明组织在信息的覆盖面和发布渠道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5)文化融入方面:原居住地的影响逐渐淡化,又缺乏与上海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来沪务工青年逐渐成为远离流出地与流入地主流文化的边缘人群,心灵、精神抚慰极度缺乏
调查显示,由于户籍制度的排斥与居住空间的隔离,他们大多聚居在城乡结合部、城中村、棚户区,这些地方都属于城市边缘地带,相对滞后的城市基础设施,相对滞后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也难以使来沪务工青年感受到大都市的文化辐射。从文化消费来看,来沪务工青年用于文化消费的金额较低,文化消费的品种较少(集中于上网、手机通讯费等少数项目)。来沪务工青年中,网络的普及率非常高,大部分受访者的上网时间集中在1-2小时,而网络游戏等是上网的主要内容。来沪务工青年实际上是处于文化市场与公共文化服务之间的夹心层,他们的经济收入制约了他们的文化消费能力,同时又很少能享受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来沪务工青年对于精神文化生活有着较高的需求,但他们的社会支持系统薄弱,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不强,进而导致很难通过正规的组织渠道和制度途径获取文化资源。一部分人只能退守私人空间,集体性、社交性活动不足,精神压力偏大,社会支持网脆弱。
同时,来沪务工青年与本地市民交往的主动性和机会都是制约他们文化融入的重要因素。随着来沪务工青年在上海生活时间的增长,他们和本地市民之间会有越来越多的交往和接触机会,两大群体之间充分的、不受制度约束的交往和沟通会使得两者之间融合的程度越来越高。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受访者普遍表示生活在真空地带,缺少相应的心灵关怀。
来沪务工青年生活在城市,但他们仍然被制度认可与城市认同是外来人员,可以说是离开了故土的外地人却又是没有融进城市的市民,而这正是来沪青年社会融入边缘化的一个基本表现,即事实上不完全等同于外地人又不能等同于市民,这造成来沪青年在角色扮演上表现出模糊性、摇摆性、不稳定性等边缘特征。
来沪务工青年在社会融入方面存在的较大的问题及困难,同时政府对来沪务工青年提供的服务也有待完善,在这样两难的困境下,既需要来沪务工青年主动融入社会,更需要共青团组织认真探索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的路径。课题组在分析、借鉴相关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两个试点地区的调查研究现状,也将为共青团组织提出符合当下来沪务工青年现状的服务路径建议。
四、国内外相关管理与服务借鉴
(一)国内外相关管理与服务情况
1、兄弟省市的管理与服务情况
(1)广东开放社会组织登记,通过社会组织凝聚外来务工人员,让外来务工人员找到归属感。
广东省先试先行,于2011年底出台社会组织管理新规定。从 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外,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无须业务主管单位前置审批后再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同时,行业协会将允许一业多会。通过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许多以服务外来务工群体为目标的社会公益类组织取得了合法身份,外来务工群体的社会管理状况得到改善,减轻了政府压力。
(2)北京石景山区设立“新居民互助服务站”,实现了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同管理、同服务、同教育”,实现了流动人口社会化服务管理的新目标。
2009年8月,石景山区通过政府引导、流动人口自愿参与的方式成立流动人口互助组织。一是新居民互助服务站接受街道流管办领导,建立了站长、副站长、计生服务员、矛盾调解员、卫生监督员、治安安全员、活动联络员的组织体系。二是建立新居民站长定期培训机制。三是统一硬件设施。区政府投入200余万元经费,统一了互助服务站标牌,统一了互助服务队队员服装,办公设施、主要文体用品全部到位。四是搭建流动人口统一服务平台。将政府职能部门、社会单位、慈善事业等100余家组织单位提供的服务简化程序、一沉到底,提高了流动人口服务的综合效能。五是建立流动人口服务维权机制。互助服务站着力解决流动人口民生问题,积极开展送本领、帮就业,送救助、帮解困,送法律、帮维权,送知识、帮教育等活动。固化流动人口便民服务新居民志愿者协会。
(3)杭州市设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委员会,出台工作条例,促进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
杭州市要求“市、区人民政府设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督促、指导本行政区域有关部门和组织开展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杭州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于2012年6月1日开始颁布实施,该条例梳理了流动人口在杭州市区应当和能够享有的权利和利益,设权益专章,对所有流动人口所应当享有的权益和公共服务进行了规定。根据规定,流动人口要在本市居住、工作,享受更多的保障和服务,需要持有《浙江省临时居住证》和《浙江省居住证》两种证件。一般年满十六周岁、居住三十天以上的外来人口,都可以凭身份证和近期相片办理《浙江省临时居住证》,该证有效期为六个月到三年。申领《浙江省居住证》除了要持有《浙江省临时居住证》,连续居住满三年之外,还要满足以下条件:有固定住所;有稳定工作;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已在本市市区缴纳社会保险费三年以上;无违法生育子女行为;无犯罪记录。
2、西方国家国际务工移民管理情况
西方国家在经济成长期所遇到的大规模国际务工移民管理问题类似于我国当前的社会流动人口问题。虽然不存在中国式的城乡二元结构,但是国际务工移民在人口输入国所遭遇的文化、制度壁垒同样明显,从而影响了国际务工移民的社会融入。西方国家在国际务工移民管理过程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1)将外来移民社会权利保障纳入法制框架。西方各国普遍重视法律手段在解决国际移民社会服务问题上的重要性。首先通过法律途径明确合法移民与非法移民的区别,严格法律程序,完善法律规则。在法律原则上,各国普遍遵循无歧视原则与国民待遇原则,严格保障外来移民的各项社会权利。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实行的是所谓“同化移民”的原则,即规定在接受国居住了一定时期后外来移民有权获得当地的国民待遇。1989年,欧盟制定劳动人民基本社会权利宣言,提出了合法移民融入本国社会的任务,要求移民与接纳国社会生活一体化的原则、移民的“社会参与”原则和“社会权利与机会平等原则”。其次,在法律执行上,设置专门机构负责,同时吸纳相关社会组织参与。西方各国通过贯彻移民法管理移民的入境、就业和居住等问题,并保障务工移民的法律、政治和职业地位。各国一般是由劳动部和内务部负责实施移民法规和政策。工会等非政府组织也积极参与调节移民问题和维护移民的合法权益。再次,移民法律除了保障外来移民的基本权利之外,还注重发展外来移民的扩展性权利。如1999年芬兰制定《移民融入法》,规定外来移民到达芬兰,为他们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并尽可能获得以其母语发布的各种信息。为此,芬兰内政部、教育部和社会保障机构共同出资,专门为外国移民建立了信息库,为住在芬兰或打算移居芬兰的移民提供信息服务。信息库收集了关于居留许可、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服务、芬兰社会、文化、宗教及业余生活的基本信息,帮助广大移民在芬兰安家落户。
(2)政府注重过程管理,积极施行有针对性的干预机制。除了法律保障,各国政府还制定各类调节计划,针对移民社会融入过程中出现的关键性问题进行合理干预。如法国、荷兰和德国等对移民问题实施调节,他们坚持对移民实行人道主义原则,主张防止移民被边缘化,主张消除对移民的歧视等。其他一些国家(如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等)在调节移民问题上更重视解决经济问题,包括让国际移民劳动岗位从灰色经济回归正规经济,以利于增加税收,加强社会保障,并理顺市场竞争。如德国针对穆斯林移民难以融入德国社会的问题,出台“20点计划”,推动宗教间的文化交流,鼓励穆斯林团体参与各类文化活动。
(3)重视社会组织的利益表达与矛盾化解作用。除了法律和政府手段外,社会组织在外来移民社会服务方面也发挥重要作用。新加坡的社会组织以服务社区、服务基层为中心,分担了政府大量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成为政府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抓手”。如新加坡建立了完善的社会组织网络,覆盖了残障人士、年长人士、孩童、青年与家庭的共803项计划,侧重于社会服务的专业性、分类服务和个案服务。志愿者服务、慈善中心、义工组织横跨所有分界,面向各阶层人群。各类社会组织除了解决移民的实际困难之外,还鼓励移民参与教育、文化、体育等各种社会活动,提高移民的自治能力。
(二)启示与借鉴
借鉴国内外流动人口社会管理的制度与措施,结合当前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新时期来沪务工青年的社会服务路径应该体现以下原则:
1、形成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合作治理的新格局。长期以来,我国习惯于以政府为单一治理主体的社会管理模式,政府治理的优势在于责任明确、组织动员能力强。但是经济发展导致社会阶层分化,社会利益日去多元,社会组织兴起成为必然趋势。另一方面,政府所面临的社会管理矛盾日趋复杂,政府治理的压力不断加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积极利用社会组织资源,开拓政府与社会组织协作治理的新路径。另外,要培育层次丰富、覆盖面广、专业性强的社会组织网络。一是要释放社会治理空间,鼓励社会成立以服务来沪务工青年为目标的公益组织,丰富社会组织的多样性。二是要引导社会组织进入来沪务工青年社会服务领域,加强对于社会组织的培训与政策引导。三是要通过政策扶持、资金支持等方式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提高社会组织的专业化、制度化程度。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既能提高来沪务工青年社会服务工作的覆盖面,又能增强来沪务工青年的社会认同感,从而有利于社会管理质量的提升。
2、形成以流入地导向管理为负责体系的治理框架。新形势下,来沪务工青年社会管理存在流出地与流入地的服务对接问题。虽然许多流出地政府在外出务工聚集地通过设置办事处、联系点、工作小组的方式,加强与流入地政府的沟通与交流。但是由于制度衔接以及人力、物力、财力成本限制等问题,以流出地本土职能扩展为主体的治理方式难以机制化,只能治标,无法治本,难以做到长效服务。流动人口的社会服务应该以流入地导向管理为主。一方面,流入地对流动人口的社会管理更为敏感,处理矛盾更为及时,组织协调更为方便;另一方面,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程度直接影响到政府社会管理的质量,流动人口的社会服务难题是流入地政府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流入地导向管理方面,政府要以社会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尽量扫清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障碍,创造条件促进外来人口的发展。
3、形成“寓管理于服务”、以服务实现管理的工作新格局。“服务型政府”是新时期社会治理对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要求。社会管理存在管制与服务两种基本方式。管制以被动应对为特征,强调行政命令、政府包办和社会秩序控制。而服务则以积极引导为特征,强调多元利益的实现与发展。长期来看,管制型社会治理很难实现社会利益的多元分化格局,其协调能力的低下严重影响到社会良性治理目标的实现。服务型政府则要求政府积极了解民众需求,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以公共产品供给为基础实现公民的基本权利。在来沪务工社会服务方面,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来沪务工青年很难享受到均等化的社会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的社会服务问题涉及到政府多个部门,单个政府部门难以满足来沪务工青年的多元需求。为此,政府应该形成跨部门合作的协调机制,通过构建综合服务平台整合服务资源,为来沪务工青年群体提供整体性的服务方案,达到以服务实现管理的目的。
五、课题研究的基本理论
1、“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共青团组织构建政府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的综合平台提供理论指导。
从理论渊源上看,“整体性治理”是在批判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基础上成熟起来的。“整体性治理”的理论与方法基础是整体主义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与个体主义和管理主义相对立,后者造成了公共领域的破碎化,表现为公共产品供给的组织属性多样化、决策执行系统的持续分化以及公共行动者的动力分散化。[1]“整体性治理”理论的代表人物佩里·希克斯和帕切科·邓利维认为,新公共管理所造成的现代社会治理最大弊端在于社会公共服务的分散化与碎片化。现代社会治理对于官僚组织的依赖,使得公民的社会服务容易受到官僚组织部门化以及过度强调分工的影响而产生碎片化现象。为此,“整体性治理”着眼于政府内部机构和部门的整体性运作,主张管理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走向整合。[2]
公共行政的目的在于实现公共事务的良好治理,具体的公共行政理论总是与特定的时代特征联系在一起的。“新公共管理改革盛行20 年之后,改革的重点已经从结构性分权、机构裁减和设立单一职能的机构转向整体性治理。”[3]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所推动的社会转型致使当前各国社会治理面临新的局面,为此整体性治理主张突破新公共管理的传统治理框架,重新建构政府部门之间以及公私部门之间的治理关系。整体性治理“在理念上,注重治理问题的预防导向、公民需求导向和结果导向,以满足公民需要的整合型政府运作为核心。在组织架构与型态上,坚持治理层级的整合、治理功能的整合和公私部门的整合”。以“整合”为特征的整体性治理认为现代社会治理符合以下三个假设:第一个是政府机构更可能旨在解决一些民众最担忧的问题,如果它们的文化、结构以及能力是问题取向,而不是有效的管理过程取向的话。大多数事关重要的结果都是许多部门、机构、专业———支持和实践的合作产物,因为许多问题是跨部门的,单靠一个机构是无法解决问题的。第二个是公众有些需要合作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政府并不是完全按照它的功能来解决问题的,尽管它是按功能建立起来的。第三个是为了解决一些问题,政府各部门、专业、层级以及机构之间的整合的运作是必要的。撇开多重性问题不说,即便是单一问题,有时也必须整体性地加以解决。整体性运作的目标就是如何使政府的功能进行整合,以便有效地处理公众最关心的一些问题,而不是在部门和机构之间疲于奔命。”[4]
我国政治体制的优越性在于时刻坚持职责明晰、政令统一的科层制决策执行模式,各项工作讲求全局性、重视整体性。但是,政策实际运行过程中所存在的部门化利益、欺上瞒下、执行拖延、相互推诿等现象,客观上损害了公共政策的实际效果。当前城市政府还缺乏整体性方案:来沪务工青年涉及政府多个部门,但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其政策、行为存在碎片化现象。[5]另外,虽然各级政府围绕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成立过各种各样的理事会、工作协调会等,试图克服政府治理中的执行分散化问题,并希望促进政府内部的跨部门合作,但是收效不容乐观。这充分说明了当年政府治理中的整体性不足。在来沪务工青年社会服务工作上,共青团组织应该勇于探索、打破常规,在职能拓展的基础上,为构建政府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群体提供综合平台。因此,“整体性治理”理念对于在来沪务工青年群体的社会管理问题上实现有效的整体性治理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2、“合作治理”理论为形成政府与社会间有效的合作治理新格局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6]“治理”理论认为,现代社会治理的主要特征是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政府应该向社会释放治理空间,以各种方式吸引社会各类主体(包括各类非政府组织、公益组织、民间团体或个人)通过适合的方式参与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来,从而实现“合作治理”的目标。现代社会的有效治理并不取决于政府单边自上而下的管理,而是取决于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共同协商参与的管理。在此理论视角下,多中心的合作治理结构是促成更有效社会管理的重心所在。[7]为此,“合作治理”在社会管理中倾向倾向于采用社会协同治理的模式,即政府出于治理需要,通过发挥主导作用,构建制度化的沟通渠道与参与平台,加强对社会的支持培育,并与社会一起,发挥社会在自主治理、参与服务、协同管理等方面的作用。[8]更为重要的是,“合作治理”认为,社会协同治理有利于以下两大现代治理目标的实现:一是通过社会与政府的互动,促进政府职能转变,重塑政府组织模式,打造服务型政府;二是通过社会参与治理,激发社会活动,推动治理创新,提高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培育成熟的市民社会。
美国学者莱斯特·萨拉蒙认为,当前世界各国正处于全球性的“社团革命”之中。[9]纷纷兴起的各类社会组织对于社会治理的意义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政府治理所不可忽视的现实。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大量涌现彻底改变了以往政府单一化的公共事务治理结构,而其它主体的参与也使公共事务的治理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的形态。实际上,吸引社会组织进入社会治理过程有助于改革“强政府”模式下的科层弊病,“在政治体系外部弥补政府组织治理公共事务的不足,同时发挥自身灵活、精干、专业、高效的优势,并重新激活公共事务领域中被政府组织所遗漏的‘治理盲区’”。[10]世界各国都在有意识的利用社会组织的“扶助性”作用,致力于解决传统政府治理中的“公共难题”。因此,各类社会组织可以在许多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治理中发挥协同作用,有助于实现公共事务良好治理的目标。
由此可见,“合作治理”主要处理的是社会建设中政府与社会间的横向协调问题。然而,社会协同治理的性质和程度依据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而不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党政机关在各项社会建设领域逐步重视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治理过程,形成了许多经验成熟、效果显著的社会管理模式。但是,受到来沪务工青年流动性特征的限制,在来沪务工青年的社会管理方面成熟的“合作治理”模式尚未出现。因此,“合作治理”理念对于在新形势下探讨来沪务工青年的社会管理机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六、基本原则、基本思路与对策建议
(一)基本原则
依据合作治理的相关理论,联系浦东新区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的实际,课题组认为探讨共青团组织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的路径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1、坚持职能拓展与体制创新相结合。
在服务本地青年的同时,针对新情况新问题,主动拓展共青团组织职能,探索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的路径与方法,利用在青年工作中形成的成熟经验为来沪务工青年的社会管理与服务提供支撑,利用各类青年工作平台提高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群体的能力。同时,按照社会管理创新的总要求,围绕区委、区政府的中心工作,争取团市委和浦东新区的支持,创新团区委工作体制,增加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的职责,并增设相关机构与人员编制,创新服务体制。
2、坚持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与社会组织提供公益服务相结合。
按照《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要求,提供基本公共教育、劳动就业服务、社会保险、基本社会服务、基本医疗卫生、人口和计划生育、基本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体育和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的法定职责,服务的客体既包括本地户籍居民,也包括来沪务工青年在内的来沪务工群体。同时,社会组织可以在需求表达、服务供给与监督评价方面发挥作用,尤其是公益性的社会组织,可以在了解情况、疏通渠道、反映需求和提供服务方面发挥其特有的作用。
3、坚持业务指导与购买服务相结合。
共青团组织在加强对各类社会组织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群体的业务指导,通过工作锻炼一支有能力、有干劲、有想法、肯吃苦的工作队伍,注重培养一批年轻有为、能力突出、认真负责的人才队伍,不断完善工作机制、畅通工作流程、丰富工作内容,实现来沪务工青年社会服务工作的制度化、常态化和规范化的同时,也要加强购买服务工作,通过第三方社会组织的工作,使得需求表达更加贴近来沪务工青年生产、生活实际,服务供给更加公开、公平和公正,监督评价更加理性平和。
4、坚持培育本土社会组织与扶持来沪务工青年团体相结合。
培育本土社会组织,切实参与到来沪务工青年群体的社会服务工作中,可以为来沪务工青年加快融入上海、融入居住地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创造条件激发来沪务工青年的主人翁意识,提高来沪务工青年的自组织能力,通过同乡会、联谊会、兴趣班等形式,使其参与、融入本土社会组织的管理与服务,逐步消除来沪务工青年的自我隔离。
5、坚持群体对群体的联络互助与个体对个体的联络互助相结合。
逐步健全来沪务工青年团组织网络,采取一个本地团支部与一个来沪务工青年团支部结对共建形式,开展群体对群体的联络互助,以提高两个不同群体的融合度。同时,以“与农民工交朋友”项目为纽带,开展个体对个体的联络互助,通过个体的力量、组织的力量以及管理部门的力量,为来沪务工青年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针对性服务。
(二)基本思路
1、活动经常化
活动的开展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提高活动的有效性,将来沪务工青年的满意度、认可度、支持度作为衡量工作结果的标准,做到活动项目化、常态化、定制化,形成活动的品牌效应。为此,要确保“三个固定”。一是活动时间相对固定。合理利用各节假日、周末、工作闲余时间,安排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各项活动。二是活动地点相对固定。合理利用来沪务工青年聚居点周围公共设施,妥善利用闲置设施,作为各类专项活动场所。三是负责部门与人员相对固定。共青团组织要成立专门工作力量,配备专门人员负责联络、组织、协调来沪务工青年相关管理与服务工作。
2、服务组织化
既通过现有的共青团组织系统为来沪务工青年提供服务,也通过培育各类社会组织来提供相关服务,尤其是通过搭建服务平台,让相应的社会组织对口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提供部门,使基本公共服务渠道畅通,公益服务贴心到位,需要大力发展各类社会组织,弘扬奉献与助人为乐的基本价值。一是引导现有社会组织与相关政府部门主动对接。作为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者,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掌握信息与资源,团区委要在对现有社会组织功能、优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引导一个组织对应一个或几个政府管理部门,使这个组织成为一个方面的联系来沪务工青年的桥梁和纽带。二是实行购买服务。通过项目、标准及实现目标等参考要素,团区委可以采取在特定的时间段购买服务的方式,与社会组织签订购买服务协议。三是制定考核标准。根据社会组织提出的目标,结合已经发生的工作实绩,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对社会组织进行考评,考评结果可直接影响购买服务协议的履行。
3、工作机制化
开展服务来沪务工青年工作需要经过工作计划、策划实施、反馈回应、预算结算、工作总结等各项组织流程,需要人员、队伍、经费和资源的支撑。为此,要争取做到“四个保障”。一是职责有保障。要将服务来沪务工青年作为共青团组织的法定职责,并细化具体的职责内容。二是机构有保障。团委要抽调精干力量,形成领导组织机构;上级部门要在人员编制上给予支持,坚持因事设岗,充实工作队伍。三是执行有保障。通过合理的奖惩激励措施,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增强共青团系统内部的纵向协调能力,加强上一级共青团组织对于下一级共青团组织的业务指导和资源提供。四是经费有保障。财政给予配套资金支持,专款专用;通过预决算制度,加强对经费使用的监督检查,确保经费落实到位。
(三)对策建议
围绕浦东新区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结合国内外相关管理与服务的启示与借鉴,按照课题研究的总体思路,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建立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的目标系统
来沪务工青年社会服务目标系统包括分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两个方面。1、近期目标,主要包括为共青团组织为政府服务外来务工青年群体提供各类准备性支持。具体的措施包括:全面了解浦东新区来沪务工青年人数与工作、居住分布现状,建设来沪务工青年数据库,建立数据维护与更新机制;建构组织网络,建立与来沪务工青年的联系渠道,建立及时更新联系方式的维护机制;推广“青年之家”项目经验,进一步完善功能,争取其成为新区政府实事项目。2、远期目标,主要是指共青团组织通过各种措施,确保外来务工青年群体工作落实到位、贯彻到底。这些具体措施包括:在摸清情况、了解需求的基础上,建立来沪务工青年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健全组织网络,丰富与来沪务工青年的联系渠道,建立以网站为主,其他及时消息系统为辅助的联系方式;完善“青年之家”功能,使其成为来沪务工青年的精神家园,融合本地青年与来沪务工青年的桥梁和纽带。
2、建立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的组织系统
来沪务工青年社会服务的组织系统,主要是指共青团组织要积极构建多元化、体系化、制度化的组织网络,确保社会服务组织网络畅通,保证来沪务工青年的组织化程度。具体的措施包括:1、建立团区委(含其他各级团组织)——社会组织——来沪务工青年团体——来沪务工青年个人的组织网络,通过团区委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社会组织将来沪务工青年团体纳入的做法,进一步促进来沪务工青年融入上海、融入居住地;2、培育各类社会组织,既有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政府部门对口的社会组织,帮助来沪务工青年机会均等、公平可及地获得所在地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又有提供物质、精神支持的社会公益组织,为来沪务工青年提供心灵关怀与精神抚慰;3、建立以来沪务工青年团支部统合为主导的来沪务工青年自组织系统,各级团组织为来沪务工青年团支部提供相应资源。
3、建立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的项目系统
来沪务工青年社会服务的项目系统,主要是指共青团组织通过开展活动、实施项目等方式,构筑体系化、常规化的社会服务项目。具体的建议包括:1、做大、做实“青年之家”项目。在试点基础上,提出“青年之家”建设的基本标准、基本功能及其相关制度;2、创建团支部结对共建项目。以一个本地团支部结对共建一个来沪务工青年团支部,双方签订共建协议,提出可考核、可量化的指标体系;3、实施与农民工交朋友项目。以一个本地居民与一个来沪务工青年交朋友的形式,通过双方签订结对协议,更加深入了解来沪务工青年需求,提供针对性服务。
4、建立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的支持系统
来沪务工青年社会服务的支持系统,主要是指通过寻求上级、政府各部门与社会的帮助,建立各项支持性计划与保障制度,切实确保来沪务工青年社会服务工作的持续开展与长期效果。完善的支持系统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共青团组织要为政府服务来沪务工青年搭建综合平台,根据权责统一的原则,要相应增加机构、编制与经费;2、建立与项目相匹配的经费保障机制,完善相关工作的预决算制度,实行专款专用;3、以团区委为主导,寻求青保办、未成办等相关部门支持,建立来沪务工青年工作联席会议,统筹考虑来沪务工青年相关服务。
共青团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群体项目是在团市委“牵手行动”项目的基础上,结合浦东来沪务工青年的实际情况推出的工作项目,该项目拟在全区推广,切实帮助来沪务工青年融入浦东城市发展,增强他们的城市归属感,从而为浦东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附:调查问卷
浦东新区青年务工群体社会融入状况调查
随着上海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外来青年务工群体进入上海劳动力市场。外来青年务工群体为上海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群体的社会需求理应得到社会的尊重。为此,复旦大学课题组配合浦东新区团委对青年务工群体的社会融入状况展开调查。
本次调查不记姓名,问卷中所提问题无所谓对或错。我们承诺对您所填的信息保密,请您不要有任何顾虑。谢谢您参与和支持。
(注:若如无特别提示,此问卷均为单选)
一、 居住融入状况
1、您现在的居住状况?( )
A、自己买房住 B、单位提供的宿舍 C、自己租房
D、建筑工地工棚 E、蔬菜大棚自己搭建的简易房 F、在亲戚家借住
G其他________________(请填写)
2、最近两年内您有没有更换过居住场所?( )
A、没有 B、有,1次 C、有,2次 D、有,3次 E、有,3次以上
3、按每月计算,住房支出占您收入的比重有多大?( )
A、不需要付房租 B、20%以下 C、20%-40% D、40%以上
(2)您对现在的居住条件满意吗?( )
A、满意 B、比较满意,但希望得到改善 C、不满意,希望得到尽快改善
二、 经济融入状况
1、您的文化程度?( )
A、未上过学 B、小学 C、初中 D、高中文化 E、大专 F、本科 G、研究生以上
2、您现在的工作状况属于以下哪种类型?( )
A、工业制造业企业一线员工 B、服务行业一线员工 C、个体经营户
D、企业主或企业管理技术人员 E、务农 F、读书
G、无业(在家带孩子等) H、待业(期望就业) I、其他_________(请填写)
3、您的平均月收入情况如何?( )
A、无收入来源 B、1000元至1999元之间 C、2000元至2999元之间
D、3000元至3999元之间 E、4000元以上
4、您未来有没有想留在上海?( )
A、想 B、不太想,看机会 C、不想,工作后回家乡 D、就这样往返于上海与老家之间 E、不知道
5、您现在的劳动合同关系是什么?( )
A、正式工 B、合同工 C、临时工 D、其他_________(请填写)
6、您怎么找到当前从事的工作?( )
A、通过招聘会 B、通过同乡(包括家人亲属或朋友) C、通过网络 D、其他______(请填写)
7、您对自己目前的工作岗位的总体感觉如何?( )
A、很满意 B、满意 C、一般 D、不太满意 E、不满意
8、你觉得你所从事的工作能充分发挥你的特长吗?( )
A、能,有用武之地 B、基本涉及到 C、不能,有怀才不遇之感
9、您对自己目前的收入水平感到:( )
A、很满意 B、满意 C、一般 D、不太满意 E不满意
10、您对自我工作能力的评价?( )
A、充分自信,是有能力的人 B、对自己的能力不满意,还在努力
C、虽有潜力,但努力不够 D、尽力了,但人是有差别的
11、您认为自己工作上的压力主要是哪些?(可多选)( )
A、工作量大,无法按时完成 B、自己对技术掌握不全,还需要时间积累
C、沟通能力不够,和领导同事存在理解误差 D、分工不明确,占用很多宝贵时间
E、人际关系复杂 F、出差或加班太频繁,身心疲惫 G、其他______(请填写)
12、当您在工作中取得重大成绩的时候,您希望得到的激励为:( )
A、发奖金奖励 B、公费旅游 C、授予荣誉 D、晋职(级)
E、得到培训的机会以提高自己的素质 F、其他______(请填写)
13、当您对企业的某些方面工作有意见时,您会如何处理?( )
A、向本单位领导或上级领导反映 B、无处可诉 C、不想说,感觉说了白说
D、习以为常,漠然处之 E、愤愤不平,但只能发发牢骚
14、您认为公司怎样才能把人才留住,并且吸引优秀人才?( )
A、发展机会留人,也就是在这儿能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
B、待遇留人 C、感情留人 D、其他______(请填写)
15、在职业发展上,您更希望得到的是( )
A、工作、技能培训机会 B、学历提升机会 C、职业生涯指导 D、领导或同事的指导帮助
16、如果有一天您决定离开公司,那会是什么原因?(可选二项)( )
A、收入福利待遇低于个人预期 B、不好找对象或家属工作不好安排 C、晋升机会少
D、个人职业发展空间有限 E、当前工作与兴趣爱好不对口 F、人际关系复杂
G、与领导处不好 H、其他________(请填写)
17、您到上海后是否换过工作?( )
A、没换过工作 B、换过一次工作 C、换过两次工作 D、换过三次及以上
18、如果需要跳槽,您打算通过什么途径找下一份工作? ( )
A、通过招聘会 B、通过同乡(包括家人亲属或朋友)
C、通过网络 D、其他______(请填写)
19、您认为踏上社会后是否需要继续学习?( )
A、非常需要 B、需要 C、不需要
20、您认为当前需要继续学习哪些内容?(可多选)( )
A、学习与工作相关的业务知识 B、学习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和知识 C、学习外语知识
D、学习计算机知识 E、学习实用日常生活技能 F、法律知识
G、其他_______(请填写)
三、生活融入状况
1、附近的公益文化体育设施,您使用过哪几项?(可多选)( )
A、镇文化活动中心运动场 B、村委会活动室 C、图书室 D、棋牌室 E、健身苑
F、农信通 G、社区学校 H、其他__________
2、您每周业余时间有多久?( )
A、几乎没有 B、1天 C、2天 D、2天以上
3、在业余时间您主要做哪些事情(可多选)?( )
A、朋友聚会 B、处理家务 C、逛街购物 D、睡眠休息 E、休闲娱乐 F、学习充电
G、陪伴孩子 H、上网游戏 I、参加团体活动 J、其他___________
4、您是否愿意和上海本地人交流?( )
A、非常愿意 B、愿意 C、不愿意 D、无所谓
5、您经常联络的朋友中,有几个是上海本地人?( )
A、1-2个 B、3-4个 C、5-6个 D、6个以上
6、您是通过什么途径结识上海本地朋友的?(可多选)( )
A、工作中认识的 B、平时生活中认识的 C、别人介绍认识的
D、通过网络认识的 E、在娱乐活动中结识的 F、没有上海本地人朋友的
7、您对自己在上海的人际关系感觉如何?( )
A、很满意 B、满意 C、一般 D、不太满意 E不满意
8、您是否适应上海的饮食?( )
A、完全适应 B、适应 C、一般,还能接受 D、不太适应 E、不适应
9、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什么语言?( )
A、普通话 B、上海话 C、家乡话 D、混合使用
10、您运用上海话的熟练程度如何?( )
A、完全听懂上海话 B、能听懂一些上海话 C、听不懂上海话
D、能用上海话流利交流 E、能说一些日常用语 F、完全不用上海话交流
11、在您遇到困难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可多选)( )
A、向居住地村(居)委会寻求帮助 B、向所在单位(企业)寻求帮助
C、向有关政府部门寻求帮助 D、向老乡、亲友寻求帮助
E、向上海本地的朋友寻求帮助 F、其他___________(请填写)
12、您觉得现在工作生活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
A、社会保障缺乏 B、收入低 C、找工作难
D、子女上学难 E、其他___________(请填写)
13、您觉得当前最需要政府支持的是什么方面?( )
A、 权益维护 B、医疗保障 C、技能培训 D、政策宣传
E、就业指导 F、其他___________(请填写)
四、 组织融入状况
1、您是否参加过校友会的活动?( )
A、从来没有 B、偶尔参加 C、经常参加
2、您是否参加过同乡会的活动?
A、从来没有 B、偶尔参加 C、经常参加
3、您是否参加过工青妇组织的活动?
A、从来没有 B、偶尔参加 C、经常参加
4、您对加入校友会是否感兴趣?( )
A、很感兴趣 B、比较感兴趣 C、一般 D、不感兴趣
5、您对加入同乡会是否感兴趣?
A、 很感兴趣 B、比较感兴趣 C、一般 D、不感兴趣
6、您对加入工青妇组织是否感兴趣?
A、很感兴趣 B、比较感兴趣 C、一般 D、不感兴趣
7、您参加组织或团体活动的目的是什么?(至多选三项)( )
A、扩展人际关系 B、提高自己思想修养 C、有一种归属感,精神上需要
D、想学到知识和技能 E、满足兴趣爱好 F、打发时间
G、为社会和群众办好事 H、展示自己才华 I、其他____________(请填写)
8、您是否参加过政府、村(居)委会组织的各类培训、讲座活动?( )
A、从来没有 B、偶尔参加 C、经常参加
9、您是否愿意参加社区文化活动和志愿性公益活动?( )
A、没参加 B、不想参加 C、想参加,但不知道如何参加 D、参加过
10、您所在的单位有没有共青团组织?( )
A、有,且很熟悉 B、有,不太熟悉 C、没有 D、不知道
11、您对共青团组织是否有了解?( )
A、很了解 B、有一点了解 C、不了解 D、希望接下来能了解
12、您希望团组织在业余时间多组织开展哪些活动?( )
A、联欢会 B、技术技能竞赛 C、文化体育活动 D、拓展训练 E、实用业务培训
F、专家讲座 G、文艺演出 H、志愿者活动 I、其它______________
13、您认为团组织可以为您提供什么帮助?( )
A、提高技能培训机会 B、增进社会交往与联系 C、发挥爱好特长 D、举办文体活动
E、找对象 F、提供政策资讯 G、提供育儿指导 H、提供就业信息
I、提供服务社会的平台 J、其他____________
14、您希望团组织在业余时间多组织开展的活动是?(可多选)( )
A、便民服务 B、政策咨询 C、健康宣传 D、就业信息 E、文体活动
F、单身交友 G、公益活动 H、育儿讲座 I、参观访问 J、联谊座谈
K、读书学习 L、电影放映 M、其他_____________(请填写)
15、对于共青团组织的活动,您是否遇到过下列问题?(可多选)( )
A、工作太忙,走不开 B、单位领导不批准 C、不符合自己的兴趣
D、对工作没好处 E、对个人没好处 F、没听到消息,不知道怎么参加。
16、请您列出最需要共青团组织帮您解决的3-5件事情?(包括自己的事情以及家人的事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文化融入状况
1、您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的是哪些媒体?(至多选三项)( )
A、书籍 B、报纸 C、杂志 D、广播 E、电视
F、电影 G、互联网 H、手机 I、户外广告(如大型宣传板、招牌等)
J、其他_________(请填写)
2、您运用网络媒介的频率为多少?( )(选D者请直接回答第5题)
A、每日必用 B、每周2-3次 C、每月3-5次 D、几乎不用
3、在日常生活中,您每日上网的时间达到多少?( )
A、1小时以内 B、1-2小时 C、3-4小时 D、5-6小时 E、6小时以上
4、您通常会在网上做什么?(可多选)( )
A、浏览时事新闻 B、查找资料信息 C、 处理个人事务(如:理财、购物等)
D、聊天交友 E、浏览各类论坛 F、办理公务(如:财会、收发邮件等)
G、看网络小说 H、进行网络游戏 I、制作和维护个人主页(如:微博等)
J、在线观看电影、收听音乐 K、下载图片、声像资料或游戏等
L、参与网站组织的活动 M、学习功课或远程教育
N、基本不上网 O、其他_______________(请填写)
5、新媒体,即除了传统报刊、户外、广播、电视之外的媒体,如互联网、手机、微博等,青年对于媒体有先天的敏感度,您认为青年需求媒体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至多选三项)( )
A、获取信息的需要 B、追求知识的需要 C、休闲娱乐的需要
D、社会交往的需要 E、缓解压力的需要 F、个人空间的需要
G、其他_________
6、您是否喜欢上述新媒体?( )(选B者请直接回答第8题)
A、是 B、否
7、您喜欢新媒的理由是?(可多选)( )
A、虚拟化的身份特征 B、信息制作与传播的门槛低 C、信息的针对性强
D、打破时间空间限制 E、信息传播速度迅速 F、信息量大、说明性强
G、互动性强 H、主动性强 I、娱乐性高
J、画面美观 K、易保存、可重复 L、其他_________
8、您认为新媒体的发展,对各类团组织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可多选)( )
A、建立官方媒介发布信息 B、加强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
C、有必要开展各类引导青年的活动 D、利用网络改善同青年间的关系
E、建立完善的管控体系 F、提高网络资源的利用率正确引导青年
G、密切关注青年的网络动向 H、其他 (请填写)
9、您日常主要通过哪些渠道获取信息?(可多选)( )
A、亲朋好友聊天 B、手机报 C、中央电视台新闻 D、上海电视台新闻
E、上海市政府网站 F、报纸 G、浦东新区政府网站 H、航头镇政府网站
I、横幅、宣传栏广告 J、村委会通知 K、“上海发布”微博
L、电话向有关单位咨询 M、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请填写)
六、您的基本情况
性别:A、男 B、女 出生年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籍贯: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政治面貌:A、党员 B、团员 C、群众
婚姻状况:A、未婚 B、已婚,还没有孩子 C、已婚、有孩子 D、其他______(请填写)
到上海几年:___________ 到现在的工作单位几年:_________
在上海常住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方式(请尽量填写手机,方便我们联系):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谢谢您的合作
浦东新区团委课题组
2012年5月
[1] 曾维和:《当代西方“整体政府”改革:组织创新与方法》,《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5期。
[2] 竺乾威:《从新公共管理到整体性治理》,《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10期。
[3] Christensent Greidlp, 《后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趋势的政体政府》,张丽娜、袁何俊译,《中国行政管理》,2006年第9期。
[4] 竺乾威:《公共行政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58-472页。
[5] 熊易寒:《整体性治理与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5期。
[6] 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3页。
[7] [法]皮埃尔·卡蓝默:《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8] 郁建兴、任泽涛:《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中的协同治理:一个分析框架》,《学术月刊》,2012年第8期。
[9] [美]莱斯特·萨拉蒙:《非营利部门的兴起》,载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0] 王华:《治理中的伙伴关系: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的合作》,《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课题负责人:郭定平 李经中 沈聪
课题组成员:郇雷 李书琴 周嘉煜
目 录
一、课题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一)课题研究的背景
(二)课题研究的意义
二、共青团组织(浦东新区团区委)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的现状
三、试点地区来沪务工青年的基本特征及社会融入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试点地区来沪务工青年的基本特征
(二)来沪务工青年社会融入方面存在的问题
四、国内外相关管理与服务借鉴
(一)国内外相关管理与服务情况
(二)启示与借鉴
五、课题研究的基本理论
六、基本原则、基本思路与对策建议
(一)基本原则
(二)基本思路
(三)对策建议
附:调查问卷
内容摘要:在新的城市二元结构现状下,对于来沪务工青年,如何在现有户籍管理的总体格局下,探索属地化管理的路径与方法,让他们更好地融入上海,已是摆在各级共青团组织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针对当前管理与服务中存在的问题,浦东新区团委在开展相关试点工作的基础上,按照远近结合、标本兼治、突出重点、创新机制的思路,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共青团组织服务来沪务工青年路径的对策思路和相关措施。
关键词:共青团组织 来沪务工青年 服务
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与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的过程相伴相生。在现有户籍管理制度下,流动人口因为户籍不在流入地,也就难以享受与户籍相关的政治、经济权利,并由此而形成新的城市二元结构。对于流动人口中最活跃的群体—来沪务工青年,如何在现有户籍管理的总体格局下,探索属地化管理的路径与方法,使来沪务工青年能够享受包括教育、医疗、就业、住房、文化、体育等基本公共服务,通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让来沪务工青年能够更好地融入上海,和本地青年一起成为上海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主体,已经成为摆在各级共青团组织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
受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委员会委托,复旦大学课题组开展了共青团组织服务来沪务工青年路径探讨的课题研究,课题采取调查座谈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着眼完善相关管理与服务的目标,针对当前来沪务工青年管理与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在肯定共青团浦东区委开展相关试点工作的基础上,按照远近结合、标本兼治、突出重点、创新机制的思路,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共青团组织服务来沪务工青年路径的对策思路和相关措施。
一、课题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一)课题研究的背景
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民安居乐业。按照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社会建设上升为执政党战略布局的一项重要任务,管理格局不断健全,综合治理扎实推进,体系建设全面展开,社会管理从管制型转向服务型,围绕社会建设的总目标,在理念、原则、运作方式上都在沿着“以人为本”的方向发展。
(1)针对现有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目标。
针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等不和谐因素,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等是到2020年的总目标。
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目标,来沪务工青年的各项权益应该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要切实尊重和保障来沪务工青年生产、生活方面的权益,就要在开展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的基础上,从各个环节打通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的路径,为他们在上海的生存、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2)针对社会管理新特点,中央提出的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总要求。
伴随着城乡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组织形态发生的诸多变化,以及人员流动性大大增强,各种新型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不断增多的新特点,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积极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是中央针对当前社会管理新特点提出的要求。胡锦涛总书记2011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做好八个方面的工作,其中包括要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强化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责,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建立覆盖全国人口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建立健全实有人口动态管理机制,完善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政策。
按照上述要求,无论是在提高来沪务工青年的管理服务水平,还是在培育社会组织,建立科学有效的来沪务工青年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等方面,共青团组织都可以大胆探索,通过搭建服务平台为其提供物质和精神支持。
(3)针对出现城市二元结构的新情况,中央提出的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路径。
基本公共服务,指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基础上,由政府主导提供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相适应,旨在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基本需求的公共服务。目前,在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或者特大型城市,已经出现新的城市二元结构,即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的二元结构,本地人口享受本地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外来人口难以享受包括保障基本民生需求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住房保障、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公共服务。为此,今年刚刚颁布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明确全体公民都能以机会均等为核心,获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明确要以输入地政府管理为主,加快建立农民工等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扩展。结合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和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逐步将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与户口性质相脱离,保障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同时要求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在基本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服务供给与监督评价等方面的作用,把适合由社会承担的基本公共服务事项,以购买服务等方式交由社会组织承担。
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主要是各级政府的责任,正如该规划所指出的,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责任,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是公民的权利。但共青团组织作为党和政府服务联系来沪务工青年的桥梁和纽带,可以在来沪务工青年的需求表达、服务供给与监督评价等方面,探索购买服务方式,由第三方具体实施,使来沪务工青年机会均等、公平可及、贴合需求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
(二)课题研究的意义
外来人员的本地融入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碰到的共同难题。但西方国家对于城市的外来人员不存在户口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经济权利,更由于有教会和其他慈善组织的存在,能够为外来人员解决心灵关怀,故外来人员的本地融入较少制度及心理、文化障碍。我国的城市外来人员融入居住地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但户籍管理的基本制度设计使得外来人员融入城市方面还存在制度障碍。围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通过搭建服务平台,为来沪务工青年提供其所需要的服务,在此基础上建立来沪务工青年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并最终实现社区共治的目标,对于探索从户籍地管理转向居住地管理的制度变迁,对于完善社会治理的相关理论,既有着高远的理论意义,又有着鲜明的现实意义。
(1)开展调查座谈,掌握一手材料,为党和政府关于来沪务工青年管理与服务决策提供参考素材。
来沪务工青年居住、生活、就业、医疗等生存、发展的实际状况,以及作为群体需要提供服务和解决的问题,是党和政府制定关于来沪务工青年管理与服务政策的依据。近年来,浦东新区团委已经就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现状等开展调研,并已取得相关研究成果。为进一步了解来沪务工青年在浦东生存、发展的全面状况,本课题通过调查问卷、座谈会和实地走访等多种形式,针对来沪务工青年居住、经济、生活、组织、文化融入情况,系统了解其对政府提供支持的需求,对共青团组织开展活动的建议,通过对这些基本素材、基本数据的归集和整理,可以为党和政府关于来沪务工青年管理与服务决策提供参考素材。
(2)对团区委已经开展的试点工作进行跟踪研究与评估,及时总结试点工作经验,为下一步的推广提供理论与事实依据。
今年开始,团区委分别在航头和曹路两镇开展试点,探索为来沪青年服务的路径与方法。课题组全程了解了包括初步摸底阶段、深入调查阶段、启动仪式阶段、活动推广阶段的试点工作情况,对镇青年中心——村青年之家——各类来沪务工青年团体三级架构的工作效果进行了测试与评估,在此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研究,对试点工作进行研究与评估。通过课题研究与团区委组织的总结提炼相互结合又相对独立开展工作,可以提供相对客观的结论,为下一步的推广提供理论与事实依据。
(3)依据浦东发展目标,结合共青团组织职能拓展,为共青团组织更好地服务来沪务工青年探索新的路径。
依据“十二五”期间浦东建设成为“四个中心”的核心功能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导区、国家改革示范区的功能定位,实现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目标,以及健全“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全覆盖动态化管理机制,构建与浦东大区域、多样化特点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实施来沪人员融入社区计划,坚持有序进入、统一管理、共享成果,加强来沪人员服务管理的具体要求,结合共青团组织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的职能拓展情况,通过在运行载体、运行方式等方面的探讨,为共青团组织勇作改革示范,更好地服务来沪务工青年探索新的路径。
二、共青团组织(浦东新区团区委)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的现状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浦东现有14-35周岁的来沪青少年近115万,占新区青少年总人口的56.1%,来沪青少年人口与户籍青少年人口已出现倒挂。来沪务工青年的生活状况相对较差,群租、蚁居现象大量存在。同时他们很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覆盖有限。调查结果显示,来沪务工青年的社会融合进程缓慢,社区归属感较弱。
近年来,浦东新区团区委在服务来沪青少年工作方面已经开展了相关工作,虽然受众和影响都较为有限,但为共青团组织拓展职能,不仅服务本地青少年,而且为服务来沪青少年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特别是今年以来,团区委在航头镇沈庄村、曹路镇京瓷女工宿舍开展试点,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团区委今年在两个试点地区开展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的主要工作体现在:
1、开展调查摸底。在两个试点单位进行了来沪务工青年的初步调查摸底工作,如沈庄村共有来沪青年1932人,占当地来沪人员总数的38%。从居住情况看,有399人租住蔬菜大棚,有54人租住单位出租房,有106人租住单位宿舍,有1331人租住农民私房,还有16人租住商品房。从工作情况来看,有821人务工,119人务农,77人经商,4人借读,还有893人工作没有着落或工作情况不明。再如曹路镇星火村京瓷女工宿舍现登记居住的来沪人员656人,其中18-35岁的来沪青年有656人,占100%;从18-35岁的来沪青年的文化程度来看,初中及以下的有42人,占青年总人数的6.4%,中专、技校、高中有608人,占青年总人数的93%,大专以上有6人,占青年总人数的0.01%。
2、建立联系渠道。曹路镇团委建立了QQ群,现有100多名青年加入QQ群,及时将社区活动信息、教育信息等上网公布,更好地让务工青年了解社区,了解镇活动场所、文艺下乡活动动态、成人学校电大大专、本科招生简章、团委青年活动等信息,QQ群同时也为宿舍委员会服务女工搭建服务平台。同时,除了QQ群以外,曹路镇还紧密联系一批骨干队伍——宿舍委员会的委员、楼长和寝室长,不定期召集宿舍委员会骨干、楼长、宿舍长座谈,及时了解务工青年需求,设计和完善各类提升自我的方案,提供相应的服务。航头镇团委则通过更具体的问卷调查收集到来沪务工青年的手机号码,通过信息群发的形式,建立与来沪务工青年的沟通渠道。通过多渠道、多平台的宣传,现有的服务信息、活动信息基本上能够覆盖到两地大多数来沪务工青年。
3、建成服务网络。镇团委、妇联、综治办、司法办、外口办、文广中心、派出所、村委会、青少年社工点等部门建立联合工作网络,实现资源共享。发挥村党团组织优势,挖掘一批有文化、有能力、遵纪守法、热于融入社区的务工青年中的积极分子参与务工青年服务凝聚,引导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抓好一支大学生志愿者服务队伍,注重志愿培训、规范志愿服务、加强志愿管理。
4、搭建服务平台。今年3月,航头镇沈庄村、曹路镇京瓷女工宿舍两个试点单位的服务来沪务工青年项目正式启动。5月份,两个试点单位先后建立了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群体的“青年之家”,并举行了挂牌仪式。“青年之家”旨在尊重来沪青年的生存和发展权力,畅通来沪青年与政府职能部门的诉求渠道,使相关的职能部门能更为便捷的掌握来沪青年的需求,完善体制外的管理服务模式,运用专业化的理念和方法来服务来沪青年,注重对他们的支持和服务系统的培育。
5、组织开展活动。两个试点镇团委根据当地来沪务工青年的不同状况分别开展各类服务活动。主要包括学习类活动,如曹路镇团委在京瓷女工宿舍开展“外青夜校”,发动金融学院大学生志愿者为女工进行英语、计算机等知识辅导,航头镇团委为来沪务工青年提供免费的电脑培训和办公自动化培训机会,帮助来沪青年提升职业技能;文娱类活动,如曹路镇为青年女工放送露天电影、利用社区免费活动场地为女工开展羽毛球活动等,航头镇利用暑期活动时机,组织来沪青年子弟进行“看上海·看浦东”参观一日游活动等;就业类活动,如航头镇召集村内吸纳来沪青年较多的企业(主要是服装企业)业主座谈会,建立定期沟通机制,将招工信息在青年之家公布,向来沪待业青年发布招工信息组织企业主和待业青年面对面交流活动等;便民类活动,如曹路镇为女工发放禁毒、网瘾预防矫治、计生、法制宣传册,赠送青年杂志、法制刊物,开放村图书室等,航头镇从有专长的个体户中召集有志愿服务意向的青年,组成志愿服务队,每月定期在村老年活动室门口开展学雷锋活动等。
6、适时进行总结。7、9月,团区委先后召开两次工作推进会,会上,两个试点镇团委分别就已经开展的工作和存在的问题做了汇报,针对活动开展中存在的来沪务工青年兴趣不大、人数不多、时间太少、深入不够等问题,团区委要求从把握来沪务工青年不同于其父辈、不同于本地青年的特点出发,围绕服务主题,明确工作目标,从成立工作机构、强化工作力量、选准工作基点、细化工作内容的角度进一步推进试点工作。
从浦东团区委工作来看,通过课题组座谈以及问卷显示,经过半年的努力,团区委在服务来沪务工青年方面宣传覆盖面不断拓宽,服务针对性进一步提升,但仍然存在着一些困难与不足,如活动的可持续性问题,来沪务工青年流动性较大,刚刚建立的联系渠道没过多久就要重新更换;如工作机构人员缺乏问题,工作力量不足;如专项活动经费不足,目前的试点经费极为有限,如果试点工作推广,除非纳入政府实事项目,否则目前的经费难以支撑等。
三、试点地区来沪务工青年的基本特征及社会融入方面存在的问题
本次调研,课题组遴选了曹路镇京瓷女工集体宿舍和航头镇沈庄村来沪务工青年聚居地“青年之家”两个试点地开展研究,共回收问卷574份(其中航头490份,曹路84份),有效问卷超过80%。
(一)试点地区来沪务工青年的基本特征
通过分析调查对象的基本个人特征信息,我们发现试点地区来沪务工青年具有以下几种特征:
一是户籍来源地相对集中。由表1可见试点地来沪务工青年户籍来源地主要集中在安徽、河南、江苏、江苏等与上海地理距离比较近的省份,比例达到66.06%。其他省市的总比例只占31.95%。安徽户籍数最多,达到38.17%,明显高于其他省市。这说明,地缘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外出务工青年的流入地选择倾向。
表1、试点地来沪务工青年调查对象户籍信息

二是来沪时间普遍不长。来沪时间长短代表务工青年的流动性情况和定居倾向。一般认为,来沪时间比较长的务工青年社会融入的程度相对更高,更能够适应城市生活。通过调查问卷反映的情况看,大多数来沪务工青年来沪时间相对较短,近半人来沪时间不足3年,而在6年以下的人数比例则达到72.03%(见表2)。
表2:试点地来沪务工青年调查对象来沪年数信息

三是主要从事制造业工人、服务业工人和个体户等工作,以初中学历为主。学历水平和从事的工作类型关系密切,从学历水平上来看(表3),大多数人是初中学历,其中高中学历及以下达到93.68%。而在工种方面,制造业工人、服务业工人、个体户是主要的从业种类,分别是39.65%、12.04%和18.41%。另一方面,来沪务工青年群体内部出现明显的阶层分化现象,其中4.60%的人是企业主或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值得注意的是,有10.80%的受访者处于无业状态,比例相对较高。
表3:试点地来沪务工青年调查对象工作类型和学历信息

(二)来沪务工青年社会融入方面存在的问题
为详细了解来沪务工青年在居住、工作、生活方面的情况,以便共青团组织能够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课题组设计的调查问卷包括了来沪务工青年居住、经济、生活、组织、文化融入状况及基本情况六个方面,基本思路是来沪务工青年来到上海后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居住问题,然后是找一份能够保证自己生活的工作,维持一定的经济收入;在经济需求得到一定保障之后,才会在生活方面努力融入,进而深化到组织和文化层面。从调查情况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1)居住融入方面:总体来看条件较差,一部分来沪务工青年住在简易蔬菜大棚,生存环境较为恶劣
如图1显示,来沪务工青年的居住状况受到工作行业与性质的影响。曹路镇京瓷女工集中住在公司所提供的集体宿舍,居住集中,居住条件相对优越;而航头镇沈庄村的来沪务工青年居住状况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其中有部分的受访者居住在靠近工作场所的简易大棚或工棚中,居住条件非常恶劣;而也有40多位受访者居住在自己所租的房子内。
图1 试点地来沪务工青年居住情况示意图
住房支出的水平根据居住状况的不同而不同。根据图2所示,按照每月计算,大多数的被访者的住房支出在月收入中所占比例不超过20%,少数被访者的住房支出占其月收入的20%-40%。就居住环境和居住条件来看,40%左右的被访者对于其居住条件不满意,希望尽快改善。
图2试点地来沪务工青年每月住房支出占收入的比重情况示意图
总体看来,来沪务工青年居住条件相对较差。在走访过程中,课题组发现部分来沪务工青年所居住的简易蔬菜大棚条件很差,夏季闷热,冬季寒冷。在谈及为什么不选择租房居住的时候,被访的务工青年一致认为租金太高,而这里的租金还只是每月约200元左右的租住农民自建房,如果是租住商品房,则更是无力承担。
(2)经济融入方面:收入普遍较低,对收入的满意程度较低,甚至还有部分人员无收入来源
经济水平反映来沪务工青年的经济融入水平。如图3所示,来沪务工青年50%左右的月收入能达到2000-2999元,20%左右在1000-1999之间,还有不到20%的群体月收入能达到3000-3999,极少数来沪务工青年的月收入在4000以上,同时存在无收入来源的群体。近半数受访者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争取较高经济收入(相较于在家乡务工或者务农的收入)是大多数来沪务工青年来沪务工的首要理由,尽管相对于在家乡务工或者务农的收入来说,收入已经明显增长,但扣除生活成本,实际可支配的收入并不多,高生活成本与低收入水平让大部分来沪务工青年感到压力较大。本地居民享有的失业补助、医疗等劳动权益保障和福利待遇,来沪青年却无法享受。这些导致来沪青年在上海难以安定。
图3 试点地来沪务工青年平均月收入情况示意图
(3)生活融入方面:闲暇时间少、社区活动参与少,社会交往具有地缘相似性和身份相似性,以及在封闭性基础上的自我隔离等特性
表4 来沪务工青年经常联络人中的上海人情况(航头镇沈庄村)
经常联络的人中有几个上海人

表5 来沪务工青年经常联络人中的上海人情况(曹路镇京瓷女工)

在课题组的访问群体中,仅有少数的人使用过村委会活动室,使用过图书室、棋牌室和健身苑等的更是少数。较少的社区参与也直接影响来沪务工青年和本地居民之间的相互接纳和认同。在问及有多少个本地居民朋友的时候,大多数被访者表示只有1-2个,少数人表示有3-4个;在这些本地居民朋友中,基本上都是通过工作认识的,平时生活中结识的本地居民朋友相当少。而经常联络的人群中,也是大多数表示只有1-2个上海人(如表4、表5所示)。就来沪务工青年找工作的途径来看,其中超过50%的被访者是通过同乡(包括家人亲属或朋友)介绍帮忙找到工作的,即便是再次跳槽换工作,同样有接近50%的被访者打算通过同乡(包括家人亲属或朋友)这一社会关系网络来寻找。就对与本地居民交流的态度来看,半数以上的被访者认为无所谓,愿意与本地居民交流的被访者不到50%。来沪务工青年的社会关系网络相对单一,非常有限,当遇到困难需要求助时,大部分来沪务工青年还是选择那种以地缘和亲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这种社会交往具有地缘相似性和身份相似性,以及在封闭性基础上的自我隔离。一些本地居民把就业压力归罪于来沪青年,来沪青年在老家所承袭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被某些本地居民定义为愚昧和落后,而他们在上海城市生活中的文化权利与心理需求往往被忽略,这也无助于来沪青年对上海产生归属感,不利于生活融入。
(4)组织融入方面:来沪务工青年对组织性活动以及共同交流平台有明显的需求,但无论是活动主体、活动内容还是活动方式方面都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受访者普遍希望能够多参加一些组织起来的集体活动,以便逐渐系统地了解所在城市的情况,参与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期望在有组织的活动中,增进团体内部的互相了解。尽管共青团组织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仍然有近30%的被访者表示不知道自己所在单位是否有共青团组织,同时也表示对共青团组织不太了解。受访者对团组织的期望集中在联欢、文艺、文体、技能培训等方面,但目前在技能培训方面还难以找到突破口。受访者普遍愿意参加志愿性公益活动,但在相关信息获取方面存在盲区,说明组织在信息的覆盖面和发布渠道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5)文化融入方面:原居住地的影响逐渐淡化,又缺乏与上海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来沪务工青年逐渐成为远离流出地与流入地主流文化的边缘人群,心灵、精神抚慰极度缺乏
调查显示,由于户籍制度的排斥与居住空间的隔离,他们大多聚居在城乡结合部、城中村、棚户区,这些地方都属于城市边缘地带,相对滞后的城市基础设施,相对滞后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也难以使来沪务工青年感受到大都市的文化辐射。从文化消费来看,来沪务工青年用于文化消费的金额较低,文化消费的品种较少(集中于上网、手机通讯费等少数项目)。来沪务工青年中,网络的普及率非常高,大部分受访者的上网时间集中在1-2小时,而网络游戏等是上网的主要内容。来沪务工青年实际上是处于文化市场与公共文化服务之间的夹心层,他们的经济收入制约了他们的文化消费能力,同时又很少能享受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来沪务工青年对于精神文化生活有着较高的需求,但他们的社会支持系统薄弱,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不强,进而导致很难通过正规的组织渠道和制度途径获取文化资源。一部分人只能退守私人空间,集体性、社交性活动不足,精神压力偏大,社会支持网脆弱。
同时,来沪务工青年与本地市民交往的主动性和机会都是制约他们文化融入的重要因素。随着来沪务工青年在上海生活时间的增长,他们和本地市民之间会有越来越多的交往和接触机会,两大群体之间充分的、不受制度约束的交往和沟通会使得两者之间融合的程度越来越高。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受访者普遍表示生活在真空地带,缺少相应的心灵关怀。
来沪务工青年生活在城市,但他们仍然被制度认可与城市认同是外来人员,可以说是离开了故土的外地人却又是没有融进城市的市民,而这正是来沪青年社会融入边缘化的一个基本表现,即事实上不完全等同于外地人又不能等同于市民,这造成来沪青年在角色扮演上表现出模糊性、摇摆性、不稳定性等边缘特征。
来沪务工青年在社会融入方面存在的较大的问题及困难,同时政府对来沪务工青年提供的服务也有待完善,在这样两难的困境下,既需要来沪务工青年主动融入社会,更需要共青团组织认真探索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的路径。课题组在分析、借鉴相关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两个试点地区的调查研究现状,也将为共青团组织提出符合当下来沪务工青年现状的服务路径建议。
四、国内外相关管理与服务借鉴
(一)国内外相关管理与服务情况
1、兄弟省市的管理与服务情况
(1)广东开放社会组织登记,通过社会组织凝聚外来务工人员,让外来务工人员找到归属感。
广东省先试先行,于2011年底出台社会组织管理新规定。从 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外,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无须业务主管单位前置审批后再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同时,行业协会将允许一业多会。通过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许多以服务外来务工群体为目标的社会公益类组织取得了合法身份,外来务工群体的社会管理状况得到改善,减轻了政府压力。
(2)北京石景山区设立“新居民互助服务站”,实现了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同管理、同服务、同教育”,实现了流动人口社会化服务管理的新目标。
2009年8月,石景山区通过政府引导、流动人口自愿参与的方式成立流动人口互助组织。一是新居民互助服务站接受街道流管办领导,建立了站长、副站长、计生服务员、矛盾调解员、卫生监督员、治安安全员、活动联络员的组织体系。二是建立新居民站长定期培训机制。三是统一硬件设施。区政府投入200余万元经费,统一了互助服务站标牌,统一了互助服务队队员服装,办公设施、主要文体用品全部到位。四是搭建流动人口统一服务平台。将政府职能部门、社会单位、慈善事业等100余家组织单位提供的服务简化程序、一沉到底,提高了流动人口服务的综合效能。五是建立流动人口服务维权机制。互助服务站着力解决流动人口民生问题,积极开展送本领、帮就业,送救助、帮解困,送法律、帮维权,送知识、帮教育等活动。固化流动人口便民服务新居民志愿者协会。
(3)杭州市设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委员会,出台工作条例,促进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
杭州市要求“市、区人民政府设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督促、指导本行政区域有关部门和组织开展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杭州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于2012年6月1日开始颁布实施,该条例梳理了流动人口在杭州市区应当和能够享有的权利和利益,设权益专章,对所有流动人口所应当享有的权益和公共服务进行了规定。根据规定,流动人口要在本市居住、工作,享受更多的保障和服务,需要持有《浙江省临时居住证》和《浙江省居住证》两种证件。一般年满十六周岁、居住三十天以上的外来人口,都可以凭身份证和近期相片办理《浙江省临时居住证》,该证有效期为六个月到三年。申领《浙江省居住证》除了要持有《浙江省临时居住证》,连续居住满三年之外,还要满足以下条件:有固定住所;有稳定工作;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已在本市市区缴纳社会保险费三年以上;无违法生育子女行为;无犯罪记录。
2、西方国家国际务工移民管理情况
西方国家在经济成长期所遇到的大规模国际务工移民管理问题类似于我国当前的社会流动人口问题。虽然不存在中国式的城乡二元结构,但是国际务工移民在人口输入国所遭遇的文化、制度壁垒同样明显,从而影响了国际务工移民的社会融入。西方国家在国际务工移民管理过程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1)将外来移民社会权利保障纳入法制框架。西方各国普遍重视法律手段在解决国际移民社会服务问题上的重要性。首先通过法律途径明确合法移民与非法移民的区别,严格法律程序,完善法律规则。在法律原则上,各国普遍遵循无歧视原则与国民待遇原则,严格保障外来移民的各项社会权利。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实行的是所谓“同化移民”的原则,即规定在接受国居住了一定时期后外来移民有权获得当地的国民待遇。1989年,欧盟制定劳动人民基本社会权利宣言,提出了合法移民融入本国社会的任务,要求移民与接纳国社会生活一体化的原则、移民的“社会参与”原则和“社会权利与机会平等原则”。其次,在法律执行上,设置专门机构负责,同时吸纳相关社会组织参与。西方各国通过贯彻移民法管理移民的入境、就业和居住等问题,并保障务工移民的法律、政治和职业地位。各国一般是由劳动部和内务部负责实施移民法规和政策。工会等非政府组织也积极参与调节移民问题和维护移民的合法权益。再次,移民法律除了保障外来移民的基本权利之外,还注重发展外来移民的扩展性权利。如1999年芬兰制定《移民融入法》,规定外来移民到达芬兰,为他们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并尽可能获得以其母语发布的各种信息。为此,芬兰内政部、教育部和社会保障机构共同出资,专门为外国移民建立了信息库,为住在芬兰或打算移居芬兰的移民提供信息服务。信息库收集了关于居留许可、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服务、芬兰社会、文化、宗教及业余生活的基本信息,帮助广大移民在芬兰安家落户。
(2)政府注重过程管理,积极施行有针对性的干预机制。除了法律保障,各国政府还制定各类调节计划,针对移民社会融入过程中出现的关键性问题进行合理干预。如法国、荷兰和德国等对移民问题实施调节,他们坚持对移民实行人道主义原则,主张防止移民被边缘化,主张消除对移民的歧视等。其他一些国家(如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等)在调节移民问题上更重视解决经济问题,包括让国际移民劳动岗位从灰色经济回归正规经济,以利于增加税收,加强社会保障,并理顺市场竞争。如德国针对穆斯林移民难以融入德国社会的问题,出台“20点计划”,推动宗教间的文化交流,鼓励穆斯林团体参与各类文化活动。
(3)重视社会组织的利益表达与矛盾化解作用。除了法律和政府手段外,社会组织在外来移民社会服务方面也发挥重要作用。新加坡的社会组织以服务社区、服务基层为中心,分担了政府大量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成为政府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抓手”。如新加坡建立了完善的社会组织网络,覆盖了残障人士、年长人士、孩童、青年与家庭的共803项计划,侧重于社会服务的专业性、分类服务和个案服务。志愿者服务、慈善中心、义工组织横跨所有分界,面向各阶层人群。各类社会组织除了解决移民的实际困难之外,还鼓励移民参与教育、文化、体育等各种社会活动,提高移民的自治能力。
(二)启示与借鉴
借鉴国内外流动人口社会管理的制度与措施,结合当前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新时期来沪务工青年的社会服务路径应该体现以下原则:
1、形成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合作治理的新格局。长期以来,我国习惯于以政府为单一治理主体的社会管理模式,政府治理的优势在于责任明确、组织动员能力强。但是经济发展导致社会阶层分化,社会利益日去多元,社会组织兴起成为必然趋势。另一方面,政府所面临的社会管理矛盾日趋复杂,政府治理的压力不断加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积极利用社会组织资源,开拓政府与社会组织协作治理的新路径。另外,要培育层次丰富、覆盖面广、专业性强的社会组织网络。一是要释放社会治理空间,鼓励社会成立以服务来沪务工青年为目标的公益组织,丰富社会组织的多样性。二是要引导社会组织进入来沪务工青年社会服务领域,加强对于社会组织的培训与政策引导。三是要通过政策扶持、资金支持等方式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提高社会组织的专业化、制度化程度。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既能提高来沪务工青年社会服务工作的覆盖面,又能增强来沪务工青年的社会认同感,从而有利于社会管理质量的提升。
2、形成以流入地导向管理为负责体系的治理框架。新形势下,来沪务工青年社会管理存在流出地与流入地的服务对接问题。虽然许多流出地政府在外出务工聚集地通过设置办事处、联系点、工作小组的方式,加强与流入地政府的沟通与交流。但是由于制度衔接以及人力、物力、财力成本限制等问题,以流出地本土职能扩展为主体的治理方式难以机制化,只能治标,无法治本,难以做到长效服务。流动人口的社会服务应该以流入地导向管理为主。一方面,流入地对流动人口的社会管理更为敏感,处理矛盾更为及时,组织协调更为方便;另一方面,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程度直接影响到政府社会管理的质量,流动人口的社会服务难题是流入地政府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流入地导向管理方面,政府要以社会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尽量扫清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障碍,创造条件促进外来人口的发展。
3、形成“寓管理于服务”、以服务实现管理的工作新格局。“服务型政府”是新时期社会治理对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要求。社会管理存在管制与服务两种基本方式。管制以被动应对为特征,强调行政命令、政府包办和社会秩序控制。而服务则以积极引导为特征,强调多元利益的实现与发展。长期来看,管制型社会治理很难实现社会利益的多元分化格局,其协调能力的低下严重影响到社会良性治理目标的实现。服务型政府则要求政府积极了解民众需求,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以公共产品供给为基础实现公民的基本权利。在来沪务工社会服务方面,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来沪务工青年很难享受到均等化的社会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的社会服务问题涉及到政府多个部门,单个政府部门难以满足来沪务工青年的多元需求。为此,政府应该形成跨部门合作的协调机制,通过构建综合服务平台整合服务资源,为来沪务工青年群体提供整体性的服务方案,达到以服务实现管理的目的。
五、课题研究的基本理论
1、“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共青团组织构建政府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的综合平台提供理论指导。
从理论渊源上看,“整体性治理”是在批判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基础上成熟起来的。“整体性治理”的理论与方法基础是整体主义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与个体主义和管理主义相对立,后者造成了公共领域的破碎化,表现为公共产品供给的组织属性多样化、决策执行系统的持续分化以及公共行动者的动力分散化。[1]“整体性治理”理论的代表人物佩里·希克斯和帕切科·邓利维认为,新公共管理所造成的现代社会治理最大弊端在于社会公共服务的分散化与碎片化。现代社会治理对于官僚组织的依赖,使得公民的社会服务容易受到官僚组织部门化以及过度强调分工的影响而产生碎片化现象。为此,“整体性治理”着眼于政府内部机构和部门的整体性运作,主张管理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走向整合。[2]
公共行政的目的在于实现公共事务的良好治理,具体的公共行政理论总是与特定的时代特征联系在一起的。“新公共管理改革盛行20 年之后,改革的重点已经从结构性分权、机构裁减和设立单一职能的机构转向整体性治理。”[3]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所推动的社会转型致使当前各国社会治理面临新的局面,为此整体性治理主张突破新公共管理的传统治理框架,重新建构政府部门之间以及公私部门之间的治理关系。整体性治理“在理念上,注重治理问题的预防导向、公民需求导向和结果导向,以满足公民需要的整合型政府运作为核心。在组织架构与型态上,坚持治理层级的整合、治理功能的整合和公私部门的整合”。以“整合”为特征的整体性治理认为现代社会治理符合以下三个假设:第一个是政府机构更可能旨在解决一些民众最担忧的问题,如果它们的文化、结构以及能力是问题取向,而不是有效的管理过程取向的话。大多数事关重要的结果都是许多部门、机构、专业———支持和实践的合作产物,因为许多问题是跨部门的,单靠一个机构是无法解决问题的。第二个是公众有些需要合作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政府并不是完全按照它的功能来解决问题的,尽管它是按功能建立起来的。第三个是为了解决一些问题,政府各部门、专业、层级以及机构之间的整合的运作是必要的。撇开多重性问题不说,即便是单一问题,有时也必须整体性地加以解决。整体性运作的目标就是如何使政府的功能进行整合,以便有效地处理公众最关心的一些问题,而不是在部门和机构之间疲于奔命。”[4]
我国政治体制的优越性在于时刻坚持职责明晰、政令统一的科层制决策执行模式,各项工作讲求全局性、重视整体性。但是,政策实际运行过程中所存在的部门化利益、欺上瞒下、执行拖延、相互推诿等现象,客观上损害了公共政策的实际效果。当前城市政府还缺乏整体性方案:来沪务工青年涉及政府多个部门,但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其政策、行为存在碎片化现象。[5]另外,虽然各级政府围绕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成立过各种各样的理事会、工作协调会等,试图克服政府治理中的执行分散化问题,并希望促进政府内部的跨部门合作,但是收效不容乐观。这充分说明了当年政府治理中的整体性不足。在来沪务工青年社会服务工作上,共青团组织应该勇于探索、打破常规,在职能拓展的基础上,为构建政府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群体提供综合平台。因此,“整体性治理”理念对于在来沪务工青年群体的社会管理问题上实现有效的整体性治理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2、“合作治理”理论为形成政府与社会间有效的合作治理新格局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6]“治理”理论认为,现代社会治理的主要特征是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政府应该向社会释放治理空间,以各种方式吸引社会各类主体(包括各类非政府组织、公益组织、民间团体或个人)通过适合的方式参与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来,从而实现“合作治理”的目标。现代社会的有效治理并不取决于政府单边自上而下的管理,而是取决于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共同协商参与的管理。在此理论视角下,多中心的合作治理结构是促成更有效社会管理的重心所在。[7]为此,“合作治理”在社会管理中倾向倾向于采用社会协同治理的模式,即政府出于治理需要,通过发挥主导作用,构建制度化的沟通渠道与参与平台,加强对社会的支持培育,并与社会一起,发挥社会在自主治理、参与服务、协同管理等方面的作用。[8]更为重要的是,“合作治理”认为,社会协同治理有利于以下两大现代治理目标的实现:一是通过社会与政府的互动,促进政府职能转变,重塑政府组织模式,打造服务型政府;二是通过社会参与治理,激发社会活动,推动治理创新,提高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培育成熟的市民社会。
美国学者莱斯特·萨拉蒙认为,当前世界各国正处于全球性的“社团革命”之中。[9]纷纷兴起的各类社会组织对于社会治理的意义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政府治理所不可忽视的现实。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大量涌现彻底改变了以往政府单一化的公共事务治理结构,而其它主体的参与也使公共事务的治理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的形态。实际上,吸引社会组织进入社会治理过程有助于改革“强政府”模式下的科层弊病,“在政治体系外部弥补政府组织治理公共事务的不足,同时发挥自身灵活、精干、专业、高效的优势,并重新激活公共事务领域中被政府组织所遗漏的‘治理盲区’”。[10]世界各国都在有意识的利用社会组织的“扶助性”作用,致力于解决传统政府治理中的“公共难题”。因此,各类社会组织可以在许多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治理中发挥协同作用,有助于实现公共事务良好治理的目标。
由此可见,“合作治理”主要处理的是社会建设中政府与社会间的横向协调问题。然而,社会协同治理的性质和程度依据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而不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党政机关在各项社会建设领域逐步重视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治理过程,形成了许多经验成熟、效果显著的社会管理模式。但是,受到来沪务工青年流动性特征的限制,在来沪务工青年的社会管理方面成熟的“合作治理”模式尚未出现。因此,“合作治理”理念对于在新形势下探讨来沪务工青年的社会管理机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六、基本原则、基本思路与对策建议
(一)基本原则
依据合作治理的相关理论,联系浦东新区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的实际,课题组认为探讨共青团组织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的路径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1、坚持职能拓展与体制创新相结合。
在服务本地青年的同时,针对新情况新问题,主动拓展共青团组织职能,探索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的路径与方法,利用在青年工作中形成的成熟经验为来沪务工青年的社会管理与服务提供支撑,利用各类青年工作平台提高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群体的能力。同时,按照社会管理创新的总要求,围绕区委、区政府的中心工作,争取团市委和浦东新区的支持,创新团区委工作体制,增加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的职责,并增设相关机构与人员编制,创新服务体制。
2、坚持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与社会组织提供公益服务相结合。
按照《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要求,提供基本公共教育、劳动就业服务、社会保险、基本社会服务、基本医疗卫生、人口和计划生育、基本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体育和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的法定职责,服务的客体既包括本地户籍居民,也包括来沪务工青年在内的来沪务工群体。同时,社会组织可以在需求表达、服务供给与监督评价方面发挥作用,尤其是公益性的社会组织,可以在了解情况、疏通渠道、反映需求和提供服务方面发挥其特有的作用。
3、坚持业务指导与购买服务相结合。
共青团组织在加强对各类社会组织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群体的业务指导,通过工作锻炼一支有能力、有干劲、有想法、肯吃苦的工作队伍,注重培养一批年轻有为、能力突出、认真负责的人才队伍,不断完善工作机制、畅通工作流程、丰富工作内容,实现来沪务工青年社会服务工作的制度化、常态化和规范化的同时,也要加强购买服务工作,通过第三方社会组织的工作,使得需求表达更加贴近来沪务工青年生产、生活实际,服务供给更加公开、公平和公正,监督评价更加理性平和。
4、坚持培育本土社会组织与扶持来沪务工青年团体相结合。
培育本土社会组织,切实参与到来沪务工青年群体的社会服务工作中,可以为来沪务工青年加快融入上海、融入居住地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创造条件激发来沪务工青年的主人翁意识,提高来沪务工青年的自组织能力,通过同乡会、联谊会、兴趣班等形式,使其参与、融入本土社会组织的管理与服务,逐步消除来沪务工青年的自我隔离。
5、坚持群体对群体的联络互助与个体对个体的联络互助相结合。
逐步健全来沪务工青年团组织网络,采取一个本地团支部与一个来沪务工青年团支部结对共建形式,开展群体对群体的联络互助,以提高两个不同群体的融合度。同时,以“与农民工交朋友”项目为纽带,开展个体对个体的联络互助,通过个体的力量、组织的力量以及管理部门的力量,为来沪务工青年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针对性服务。
(二)基本思路
1、活动经常化
活动的开展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提高活动的有效性,将来沪务工青年的满意度、认可度、支持度作为衡量工作结果的标准,做到活动项目化、常态化、定制化,形成活动的品牌效应。为此,要确保“三个固定”。一是活动时间相对固定。合理利用各节假日、周末、工作闲余时间,安排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各项活动。二是活动地点相对固定。合理利用来沪务工青年聚居点周围公共设施,妥善利用闲置设施,作为各类专项活动场所。三是负责部门与人员相对固定。共青团组织要成立专门工作力量,配备专门人员负责联络、组织、协调来沪务工青年相关管理与服务工作。
2、服务组织化
既通过现有的共青团组织系统为来沪务工青年提供服务,也通过培育各类社会组织来提供相关服务,尤其是通过搭建服务平台,让相应的社会组织对口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提供部门,使基本公共服务渠道畅通,公益服务贴心到位,需要大力发展各类社会组织,弘扬奉献与助人为乐的基本价值。一是引导现有社会组织与相关政府部门主动对接。作为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者,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掌握信息与资源,团区委要在对现有社会组织功能、优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引导一个组织对应一个或几个政府管理部门,使这个组织成为一个方面的联系来沪务工青年的桥梁和纽带。二是实行购买服务。通过项目、标准及实现目标等参考要素,团区委可以采取在特定的时间段购买服务的方式,与社会组织签订购买服务协议。三是制定考核标准。根据社会组织提出的目标,结合已经发生的工作实绩,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对社会组织进行考评,考评结果可直接影响购买服务协议的履行。
3、工作机制化
开展服务来沪务工青年工作需要经过工作计划、策划实施、反馈回应、预算结算、工作总结等各项组织流程,需要人员、队伍、经费和资源的支撑。为此,要争取做到“四个保障”。一是职责有保障。要将服务来沪务工青年作为共青团组织的法定职责,并细化具体的职责内容。二是机构有保障。团委要抽调精干力量,形成领导组织机构;上级部门要在人员编制上给予支持,坚持因事设岗,充实工作队伍。三是执行有保障。通过合理的奖惩激励措施,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增强共青团系统内部的纵向协调能力,加强上一级共青团组织对于下一级共青团组织的业务指导和资源提供。四是经费有保障。财政给予配套资金支持,专款专用;通过预决算制度,加强对经费使用的监督检查,确保经费落实到位。
(三)对策建议
围绕浦东新区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结合国内外相关管理与服务的启示与借鉴,按照课题研究的总体思路,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建立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的目标系统
来沪务工青年社会服务目标系统包括分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两个方面。1、近期目标,主要包括为共青团组织为政府服务外来务工青年群体提供各类准备性支持。具体的措施包括:全面了解浦东新区来沪务工青年人数与工作、居住分布现状,建设来沪务工青年数据库,建立数据维护与更新机制;建构组织网络,建立与来沪务工青年的联系渠道,建立及时更新联系方式的维护机制;推广“青年之家”项目经验,进一步完善功能,争取其成为新区政府实事项目。2、远期目标,主要是指共青团组织通过各种措施,确保外来务工青年群体工作落实到位、贯彻到底。这些具体措施包括:在摸清情况、了解需求的基础上,建立来沪务工青年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健全组织网络,丰富与来沪务工青年的联系渠道,建立以网站为主,其他及时消息系统为辅助的联系方式;完善“青年之家”功能,使其成为来沪务工青年的精神家园,融合本地青年与来沪务工青年的桥梁和纽带。
2、建立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的组织系统
来沪务工青年社会服务的组织系统,主要是指共青团组织要积极构建多元化、体系化、制度化的组织网络,确保社会服务组织网络畅通,保证来沪务工青年的组织化程度。具体的措施包括:1、建立团区委(含其他各级团组织)——社会组织——来沪务工青年团体——来沪务工青年个人的组织网络,通过团区委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社会组织将来沪务工青年团体纳入的做法,进一步促进来沪务工青年融入上海、融入居住地;2、培育各类社会组织,既有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政府部门对口的社会组织,帮助来沪务工青年机会均等、公平可及地获得所在地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又有提供物质、精神支持的社会公益组织,为来沪务工青年提供心灵关怀与精神抚慰;3、建立以来沪务工青年团支部统合为主导的来沪务工青年自组织系统,各级团组织为来沪务工青年团支部提供相应资源。
3、建立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的项目系统
来沪务工青年社会服务的项目系统,主要是指共青团组织通过开展活动、实施项目等方式,构筑体系化、常规化的社会服务项目。具体的建议包括:1、做大、做实“青年之家”项目。在试点基础上,提出“青年之家”建设的基本标准、基本功能及其相关制度;2、创建团支部结对共建项目。以一个本地团支部结对共建一个来沪务工青年团支部,双方签订共建协议,提出可考核、可量化的指标体系;3、实施与农民工交朋友项目。以一个本地居民与一个来沪务工青年交朋友的形式,通过双方签订结对协议,更加深入了解来沪务工青年需求,提供针对性服务。
4、建立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的支持系统
来沪务工青年社会服务的支持系统,主要是指通过寻求上级、政府各部门与社会的帮助,建立各项支持性计划与保障制度,切实确保来沪务工青年社会服务工作的持续开展与长期效果。完善的支持系统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共青团组织要为政府服务来沪务工青年搭建综合平台,根据权责统一的原则,要相应增加机构、编制与经费;2、建立与项目相匹配的经费保障机制,完善相关工作的预决算制度,实行专款专用;3、以团区委为主导,寻求青保办、未成办等相关部门支持,建立来沪务工青年工作联席会议,统筹考虑来沪务工青年相关服务。
共青团服务来沪务工青年群体项目是在团市委“牵手行动”项目的基础上,结合浦东来沪务工青年的实际情况推出的工作项目,该项目拟在全区推广,切实帮助来沪务工青年融入浦东城市发展,增强他们的城市归属感,从而为浦东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附:调查问卷
浦东新区青年务工群体社会融入状况调查
随着上海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外来青年务工群体进入上海劳动力市场。外来青年务工群体为上海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群体的社会需求理应得到社会的尊重。为此,复旦大学课题组配合浦东新区团委对青年务工群体的社会融入状况展开调查。
本次调查不记姓名,问卷中所提问题无所谓对或错。我们承诺对您所填的信息保密,请您不要有任何顾虑。谢谢您参与和支持。
(注:若如无特别提示,此问卷均为单选)
一、 居住融入状况
1、您现在的居住状况?( )
A、自己买房住 B、单位提供的宿舍 C、自己租房
D、建筑工地工棚 E、蔬菜大棚自己搭建的简易房 F、在亲戚家借住
G其他________________(请填写)
2、最近两年内您有没有更换过居住场所?( )
A、没有 B、有,1次 C、有,2次 D、有,3次 E、有,3次以上
3、按每月计算,住房支出占您收入的比重有多大?( )
A、不需要付房租 B、20%以下 C、20%-40% D、40%以上
(2)您对现在的居住条件满意吗?( )
A、满意 B、比较满意,但希望得到改善 C、不满意,希望得到尽快改善
二、 经济融入状况
1、您的文化程度?( )
A、未上过学 B、小学 C、初中 D、高中文化 E、大专 F、本科 G、研究生以上
2、您现在的工作状况属于以下哪种类型?( )
A、工业制造业企业一线员工 B、服务行业一线员工 C、个体经营户
D、企业主或企业管理技术人员 E、务农 F、读书
G、无业(在家带孩子等) H、待业(期望就业) I、其他_________(请填写)
3、您的平均月收入情况如何?( )
A、无收入来源 B、1000元至1999元之间 C、2000元至2999元之间
D、3000元至3999元之间 E、4000元以上
4、您未来有没有想留在上海?( )
A、想 B、不太想,看机会 C、不想,工作后回家乡 D、就这样往返于上海与老家之间 E、不知道
5、您现在的劳动合同关系是什么?( )
A、正式工 B、合同工 C、临时工 D、其他_________(请填写)
6、您怎么找到当前从事的工作?( )
A、通过招聘会 B、通过同乡(包括家人亲属或朋友) C、通过网络 D、其他______(请填写)
7、您对自己目前的工作岗位的总体感觉如何?( )
A、很满意 B、满意 C、一般 D、不太满意 E、不满意
8、你觉得你所从事的工作能充分发挥你的特长吗?( )
A、能,有用武之地 B、基本涉及到 C、不能,有怀才不遇之感
9、您对自己目前的收入水平感到:( )
A、很满意 B、满意 C、一般 D、不太满意 E不满意
10、您对自我工作能力的评价?( )
A、充分自信,是有能力的人 B、对自己的能力不满意,还在努力
C、虽有潜力,但努力不够 D、尽力了,但人是有差别的
11、您认为自己工作上的压力主要是哪些?(可多选)( )
A、工作量大,无法按时完成 B、自己对技术掌握不全,还需要时间积累
C、沟通能力不够,和领导同事存在理解误差 D、分工不明确,占用很多宝贵时间
E、人际关系复杂 F、出差或加班太频繁,身心疲惫 G、其他______(请填写)
12、当您在工作中取得重大成绩的时候,您希望得到的激励为:( )
A、发奖金奖励 B、公费旅游 C、授予荣誉 D、晋职(级)
E、得到培训的机会以提高自己的素质 F、其他______(请填写)
13、当您对企业的某些方面工作有意见时,您会如何处理?( )
A、向本单位领导或上级领导反映 B、无处可诉 C、不想说,感觉说了白说
D、习以为常,漠然处之 E、愤愤不平,但只能发发牢骚
14、您认为公司怎样才能把人才留住,并且吸引优秀人才?( )
A、发展机会留人,也就是在这儿能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
B、待遇留人 C、感情留人 D、其他______(请填写)
15、在职业发展上,您更希望得到的是( )
A、工作、技能培训机会 B、学历提升机会 C、职业生涯指导 D、领导或同事的指导帮助
16、如果有一天您决定离开公司,那会是什么原因?(可选二项)( )
A、收入福利待遇低于个人预期 B、不好找对象或家属工作不好安排 C、晋升机会少
D、个人职业发展空间有限 E、当前工作与兴趣爱好不对口 F、人际关系复杂
G、与领导处不好 H、其他________(请填写)
17、您到上海后是否换过工作?( )
A、没换过工作 B、换过一次工作 C、换过两次工作 D、换过三次及以上
18、如果需要跳槽,您打算通过什么途径找下一份工作? ( )
A、通过招聘会 B、通过同乡(包括家人亲属或朋友)
C、通过网络 D、其他______(请填写)
19、您认为踏上社会后是否需要继续学习?( )
A、非常需要 B、需要 C、不需要
20、您认为当前需要继续学习哪些内容?(可多选)( )
A、学习与工作相关的业务知识 B、学习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和知识 C、学习外语知识
D、学习计算机知识 E、学习实用日常生活技能 F、法律知识
G、其他_______(请填写)
三、生活融入状况
1、附近的公益文化体育设施,您使用过哪几项?(可多选)( )
A、镇文化活动中心运动场 B、村委会活动室 C、图书室 D、棋牌室 E、健身苑
F、农信通 G、社区学校 H、其他__________
2、您每周业余时间有多久?( )
A、几乎没有 B、1天 C、2天 D、2天以上
3、在业余时间您主要做哪些事情(可多选)?( )
A、朋友聚会 B、处理家务 C、逛街购物 D、睡眠休息 E、休闲娱乐 F、学习充电
G、陪伴孩子 H、上网游戏 I、参加团体活动 J、其他___________
4、您是否愿意和上海本地人交流?( )
A、非常愿意 B、愿意 C、不愿意 D、无所谓
5、您经常联络的朋友中,有几个是上海本地人?( )
A、1-2个 B、3-4个 C、5-6个 D、6个以上
6、您是通过什么途径结识上海本地朋友的?(可多选)( )
A、工作中认识的 B、平时生活中认识的 C、别人介绍认识的
D、通过网络认识的 E、在娱乐活动中结识的 F、没有上海本地人朋友的
7、您对自己在上海的人际关系感觉如何?( )
A、很满意 B、满意 C、一般 D、不太满意 E不满意
8、您是否适应上海的饮食?( )
A、完全适应 B、适应 C、一般,还能接受 D、不太适应 E、不适应
9、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什么语言?( )
A、普通话 B、上海话 C、家乡话 D、混合使用
10、您运用上海话的熟练程度如何?( )
A、完全听懂上海话 B、能听懂一些上海话 C、听不懂上海话
D、能用上海话流利交流 E、能说一些日常用语 F、完全不用上海话交流
11、在您遇到困难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可多选)( )
A、向居住地村(居)委会寻求帮助 B、向所在单位(企业)寻求帮助
C、向有关政府部门寻求帮助 D、向老乡、亲友寻求帮助
E、向上海本地的朋友寻求帮助 F、其他___________(请填写)
12、您觉得现在工作生活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
A、社会保障缺乏 B、收入低 C、找工作难
D、子女上学难 E、其他___________(请填写)
13、您觉得当前最需要政府支持的是什么方面?( )
A、 权益维护 B、医疗保障 C、技能培训 D、政策宣传
E、就业指导 F、其他___________(请填写)
四、 组织融入状况
1、您是否参加过校友会的活动?( )
A、从来没有 B、偶尔参加 C、经常参加
2、您是否参加过同乡会的活动?
A、从来没有 B、偶尔参加 C、经常参加
3、您是否参加过工青妇组织的活动?
A、从来没有 B、偶尔参加 C、经常参加
4、您对加入校友会是否感兴趣?( )
A、很感兴趣 B、比较感兴趣 C、一般 D、不感兴趣
5、您对加入同乡会是否感兴趣?
A、 很感兴趣 B、比较感兴趣 C、一般 D、不感兴趣
6、您对加入工青妇组织是否感兴趣?
A、很感兴趣 B、比较感兴趣 C、一般 D、不感兴趣
7、您参加组织或团体活动的目的是什么?(至多选三项)( )
A、扩展人际关系 B、提高自己思想修养 C、有一种归属感,精神上需要
D、想学到知识和技能 E、满足兴趣爱好 F、打发时间
G、为社会和群众办好事 H、展示自己才华 I、其他____________(请填写)
8、您是否参加过政府、村(居)委会组织的各类培训、讲座活动?( )
A、从来没有 B、偶尔参加 C、经常参加
9、您是否愿意参加社区文化活动和志愿性公益活动?( )
A、没参加 B、不想参加 C、想参加,但不知道如何参加 D、参加过
10、您所在的单位有没有共青团组织?( )
A、有,且很熟悉 B、有,不太熟悉 C、没有 D、不知道
11、您对共青团组织是否有了解?( )
A、很了解 B、有一点了解 C、不了解 D、希望接下来能了解
12、您希望团组织在业余时间多组织开展哪些活动?( )
A、联欢会 B、技术技能竞赛 C、文化体育活动 D、拓展训练 E、实用业务培训
F、专家讲座 G、文艺演出 H、志愿者活动 I、其它______________
13、您认为团组织可以为您提供什么帮助?( )
A、提高技能培训机会 B、增进社会交往与联系 C、发挥爱好特长 D、举办文体活动
E、找对象 F、提供政策资讯 G、提供育儿指导 H、提供就业信息
I、提供服务社会的平台 J、其他____________
14、您希望团组织在业余时间多组织开展的活动是?(可多选)( )
A、便民服务 B、政策咨询 C、健康宣传 D、就业信息 E、文体活动
F、单身交友 G、公益活动 H、育儿讲座 I、参观访问 J、联谊座谈
K、读书学习 L、电影放映 M、其他_____________(请填写)
15、对于共青团组织的活动,您是否遇到过下列问题?(可多选)( )
A、工作太忙,走不开 B、单位领导不批准 C、不符合自己的兴趣
D、对工作没好处 E、对个人没好处 F、没听到消息,不知道怎么参加。
16、请您列出最需要共青团组织帮您解决的3-5件事情?(包括自己的事情以及家人的事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文化融入状况
1、您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的是哪些媒体?(至多选三项)( )
A、书籍 B、报纸 C、杂志 D、广播 E、电视
F、电影 G、互联网 H、手机 I、户外广告(如大型宣传板、招牌等)
J、其他_________(请填写)
2、您运用网络媒介的频率为多少?( )(选D者请直接回答第5题)
A、每日必用 B、每周2-3次 C、每月3-5次 D、几乎不用
3、在日常生活中,您每日上网的时间达到多少?( )
A、1小时以内 B、1-2小时 C、3-4小时 D、5-6小时 E、6小时以上
4、您通常会在网上做什么?(可多选)( )
A、浏览时事新闻 B、查找资料信息 C、 处理个人事务(如:理财、购物等)
D、聊天交友 E、浏览各类论坛 F、办理公务(如:财会、收发邮件等)
G、看网络小说 H、进行网络游戏 I、制作和维护个人主页(如:微博等)
J、在线观看电影、收听音乐 K、下载图片、声像资料或游戏等
L、参与网站组织的活动 M、学习功课或远程教育
N、基本不上网 O、其他_______________(请填写)
5、新媒体,即除了传统报刊、户外、广播、电视之外的媒体,如互联网、手机、微博等,青年对于媒体有先天的敏感度,您认为青年需求媒体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至多选三项)( )
A、获取信息的需要 B、追求知识的需要 C、休闲娱乐的需要
D、社会交往的需要 E、缓解压力的需要 F、个人空间的需要
G、其他_________
6、您是否喜欢上述新媒体?( )(选B者请直接回答第8题)
A、是 B、否
7、您喜欢新媒的理由是?(可多选)( )
A、虚拟化的身份特征 B、信息制作与传播的门槛低 C、信息的针对性强
D、打破时间空间限制 E、信息传播速度迅速 F、信息量大、说明性强
G、互动性强 H、主动性强 I、娱乐性高
J、画面美观 K、易保存、可重复 L、其他_________
8、您认为新媒体的发展,对各类团组织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可多选)( )
A、建立官方媒介发布信息 B、加强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
C、有必要开展各类引导青年的活动 D、利用网络改善同青年间的关系
E、建立完善的管控体系 F、提高网络资源的利用率正确引导青年
G、密切关注青年的网络动向 H、其他 (请填写)
9、您日常主要通过哪些渠道获取信息?(可多选)( )
A、亲朋好友聊天 B、手机报 C、中央电视台新闻 D、上海电视台新闻
E、上海市政府网站 F、报纸 G、浦东新区政府网站 H、航头镇政府网站
I、横幅、宣传栏广告 J、村委会通知 K、“上海发布”微博
L、电话向有关单位咨询 M、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请填写)
六、您的基本情况
性别:A、男 B、女 出生年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籍贯: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政治面貌:A、党员 B、团员 C、群众
婚姻状况:A、未婚 B、已婚,还没有孩子 C、已婚、有孩子 D、其他______(请填写)
到上海几年:___________ 到现在的工作单位几年:_________
在上海常住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方式(请尽量填写手机,方便我们联系):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谢谢您的合作
浦东新区团委课题组
2012年5月
[1] 曾维和:《当代西方“整体政府”改革:组织创新与方法》,《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5期。
[2] 竺乾威:《从新公共管理到整体性治理》,《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10期。
[3] Christensent Greidlp, 《后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趋势的政体政府》,张丽娜、袁何俊译,《中国行政管理》,2006年第9期。
[4] 竺乾威:《公共行政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58-472页。
[5] 熊易寒:《整体性治理与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5期。
[6] 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3页。
[7] [法]皮埃尔·卡蓝默:《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8] 郁建兴、任泽涛:《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中的协同治理:一个分析框架》,《学术月刊》,2012年第8期。
[9] [美]莱斯特·萨拉蒙:《非营利部门的兴起》,载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0] 王华:《治理中的伙伴关系: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的合作》,《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