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上海市终身教育研究会会长王伯军校长为李经中理事长著的《父母的两个世界：一位60后的深情追忆》撰写书评。王校长曾担任上海开放大学副校长，也是上海市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家宣讲团成员，书评标题为“‘8’件事‘3’个点‘4’道关‘1’生情---《父母的两个世界：一位60后的深情追忆》读后感”，内容如下：

    李经中撰写的《父母的两个世界：一位60后的深情追忆》（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吸引我，一方面是因为我也是从农村世界来到城市世界，产生了共鸣。另一方面是因为有意思，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描述，文字生动，可读性强，更有意义；其中的“8341”很有价值，即“8”件事（江汉平原的农村世界）、“3”个点（作者成长过程中的关键点）、“4”道关（从农村进入城市须面对的考验）、“1”生情（作者与父母的深厚感情）。

    一、“8”件事（江汉平原的农村世界）

1、除夕。

    根据作者家乡江汉平原的习俗，在吃年夜饭之前，要先放鞭炮，然后将猪头肉等贡品摆在祖宗牌位前，祭祀祖宗后才好吃饭。作者父亲和母亲会在除夕前一天晚上，将猪头、猪肝、猪肚、猪腰等菜卤好，猪肝、猪肚等菜可以切出来放在盆子里，供春节期间招待客人用，但猪头不能动，必须是包括猪耳朵和猪舌头在内的完整的猪头，要等供完祖宗后才能分食。

    吃完年夜饭，休息一会后，去祖宗的坟地送灯，据说是要用灯照亮祖宗回家的路。到了坟地，要先放鞭炮，然后烧纸钱，焚香祭拜，祈祷祖宗保佑一家人平平安安，子子孙孙兴旺发达。改革开放以来，这送灯与其说是一场祭祀活动，还不如说是一场社交秀。因为都差不多是在同一时间去送灯，这里能碰见许多多年未见的外出谋生的乡邻。

     2、正月。

    大年初一天亮之前先在堂屋里放鞭炮，放好鞭炮才能开门，据说这是要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把家里一切不好的东西都请出门，让这些都随风而去。“早晨起来后我们会给父母拜年，父母也会给我们压岁钱。”

    然后就是正月十五的晚上了。作者老家没有元宵节这一说，但有“三十的火，十五的灯”的说法，意思是说大年三十和正月十五的晚上都要张灯结彩，基本上只要有电灯的地方，都要把电灯点亮，但在点灯之前，还有一个到地里“赶毛狗”（毛狗就是狐狸）的仪式。这“赶毛狗”的活动名称曾经出现一些变化。因为毛主席姓“毛”，为了避讳，曾经一度将“赶毛狗”称为“赶蒋狗”，当然这里的“蒋”就是逃到台湾的蒋介石。但毕竟是千百年来的传承，所以后来又恢复了“赶毛狗”的说法。

     3、农忙。

    作者老家的惯例是种两季稻，中间还插种一季油菜，收割的油菜籽放到油坊，换取每天家里烧菜用的油。“正月的农闲结束，父亲一方面要准备早稻的育秧，一方面要准备油菜的收割。” 

    作者介绍，其老家早年有一个口号，叫做“不插五一秧”，意思是要在五月一日之前将早稻田的秧苗全部栽下去，这是人民公社时期稍许有点激进的做法。无论是在育秧期间，还是在早稻田的修整，以及田地修整好后的栽秧期间，老家都还是处于春寒料峭之际，世世代代的人们就是这样与天寒地冻搏斗，从严酷的大自然中取得一份可以果腹的食物。

     4、端午节。

    端午节这一天，作者父亲会采来艾草，插在厨房的门口，同时，要准备雄黄酒，为小孩子涂抹在额头上，据说这样可以驱虫辟邪。雄黄酒有杀菌驱虫解五毒的功效，在没有碘酒之类消毒剂的年代，用雄黄泡酒可以祛毒解痒。

    端午节前作者父母还要一起包粽子，到了端午这一天，会把包好的粽子煮熟，剥开后让小孩子蘸着白糖吃，“父亲因为喜欢吃甜食和糯食，这种粽子一顿也能吃好几个。”作者老家的粽子都是素棕（我的老家称素棕为“白米棕”），里面不放任何其他东西。

     5、“双抢”。

    “双抢”是农村最忙的时候（“双抢”是我印象深刻的事情，不过我那时参加的是生产队集体劳动），是作者全家总动员的时候。这时候一方面要抢收，要把早稻尽快收割并颗粒归仓；一方面还要抢插，要把晚稻的秧苗尽快栽下去。

    “双抢”期间每天都在与大自然抢时间，在所有的抢收流程中，作者父亲的工作是关键的环节。“父亲要与我们一起把早稻收割下来，再一起把这些挑到自家的禾场。然后父亲开始犁田、耙田，田地平整后我们再一起下去栽秧，而秧苗又主要是父亲扯回来的，如果秧苗不够，父亲会再去扯秧苗，偶尔母亲也会一起去，留下我和姐姐继续栽秧。”

     6、“七月半”。

    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也称鬼节，作者老家称为“七月半”，是祭祀祖先的关键节日。如果说春节是人间最盛大的节日，七月半就是阴间最重大的节日。

    先要买来黄表纸，然后将这些打过印记的黄表纸放入白色的纸袋，在纸袋上写上祖先的名字，再将纸袋封好，这有点类似于寄邮件，只不过收件人是故去的祖先。“我会协助父亲做一些工作，诸如把打过印的黄表纸放在纸袋里。父亲说不要都放一样的厚薄，要根据亲疏远近来确定纸钱的多少，一般来说是越近的放得越多，越远的放得越少。”

     7、“挑堤”。

    所谓“挑堤”，就是去给长江干堤及相关堤岸做一些加固的活。这些都是政府组织的无偿劳动，需要自己带好工具，带好米和菜，到离家十多公里远的地方劳动，应该是住在当地人家家里。“后来长江干堤由人工构筑变成机械化构筑的石头护坡堤岸，父亲他们这个挑堤的任务才算结束。”

    作者介绍，不仅是挑堤，在农闲的时候组织人们无偿地干一些活，似乎也是其老家这边的通常做法。“我们村有一个湖湾，叫做石湾，是上津湖的一部分。村委会决定在湖湾接近湖中心的地方建一道坝，这样既能方便两岸的来往，还可以把坝内的水域作为村里的自留地，在里面抓鱼、养鱼。这道接近一公里长的土堤也是父亲他们在农闲的时候挑出来的。”

     8、过年准备。

    为过年做准备工作，作者父母主要做三件事，包括杀年猪、打糍粑和熬麻糖，杀年猪要请专门的师傅（作者老家称为“杀猪佬”），打糍粑也要请好多人一起做，只有熬麻糖是父母两个人的事（麻糖主要用于春节期间招待客人）。

    以上8件事的记录对社会学、民俗学的研究很有价值。

    二、“3”个点（作者成长过程中的关键点）

    作者父母对其生活上宠爱有加，但在个人品行上却要求极严，不允许存在任何不良行为。

    1、鸭蛋事件。

    作者在小学阶段一个暑假的早晨，去湖边钓鱼，看到有几个陌生人在那边用竹席搭棚，同时还有一大群鸭子在湖边叽叽喳喳。他们见作者过去，问他这里是什么县什么公社什么大队，附近是否也有鸭群，他介绍了有关情况。这些人也介绍说是湖南那边生产队里的养鸭人，靠养鸭在生产队挣工分，随着鸭群流浪四方。养鸭人说他们会在这里安营扎寨住上几天，为感谢作者给他们提供的信息，送了几只鸭蛋给作者，还说想吃鸭蛋可以到他们这里来拿。

    作者高高兴兴地拿上鸭蛋回家，还在盘算着说不定早晨就可以吃到美味的鸭蛋炒韭菜，这时其父亲回来了。“父亲问我手上的鸭蛋是怎么回事，我说是养鸭人送我的，父亲不太相信，怕我是从养鸭人哪里偷出来的，拉着我来找养鸭人。直到养鸭人说明情况，父亲才放心收下，但回家之后就让我给养鸭人送了好几个鸡蛋过去。”

    2、猫咪事件。

    作者介绍，他上初中时有同学在上课时赌博，老师在上面讲，几个同学在下面搞小动作，用硬币猜正反来决定输赢。那时大家都没什么钱，玩两次就把手上一点零花钱输掉了。输钱之后想把钱赚回来，但手上没有本钱没法再玩，这时候有同学想到了偷猫。在农村，猫是家家户户必养的动物，不像城市社会猫是宠物，农村家庭的猫甚至可以说是生产工具，就像牛要负责耕地耙地一样，猫要负责防范老鼠偷吃谷仓或者麻袋里的粮食。据说那段时间专门有人在收猫，是要运到广东去，大约一只猫的收购价为五元钱左右。于是，他们班上一帮人就一天到晚在交流哪里有猫、怎么逮猫、如何卖猫。

    作者把班上的情况与其父亲说了。“父亲严厉地告诉我，老家的说法是一只猫儿九条命，养儿养女还不尽，就是说猫的命比人还金贵，绝对不能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作者按照其父亲的要求，既没有参与赌博，也没有参与关于猫的讨论，后来听说他们班上确实有同学采取了行动，但也因此被养猫人家打过。

     3、复读事件。

    作者第一次参加高考，比最低录取线差十分，没考上。后复读一年（作者本想去一所学校做代课老师，后来还是选择回母校复读），以县文科状元的成绩考上武汉大学，“当我把录取通知书递给父亲时，父亲将手在裤子上用力地擦了擦，才接过我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百感交集，父亲也是热泪盈眶。”

    多年以后作者与朋友交流，说从农村走出来的读书人，其实是大家庭的支持、师长的点拨和个人努力三方面合力的结果，这个大家庭，不仅是自己的原生家庭，而且是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的那个大家庭。作者还特别提到，“如果父亲在我第一年高考后强令我去复读，我也说不定真会去那所学校教书，是父亲对我的尊重与支持让我的人生在关键阶段有了一些转机。”

    作者曾与一位同济大学博士毕业的教授一起交流，教授提出的高考理论使人耳目一新。教授说能够考到重点中学的人智力都不差，除了那些特别优秀的，大多数人其实只是完全掌握了所教知识的三分之一，部分掌握了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基本没掌握。教授自己第一年高考没考取，题目应该正好是他没掌握的那三分之一；第二年考了一个中专学校，他没去，题目应该正好是他部分掌握的那三分之一；第三年考了一所比较好的大学，题目应该正好是他完全掌握的那三分之一。“也许我也是像教授一样，第一年正好碰到了我基本没掌握的那三分之一。只是我运气比教授好，第二年就碰到了我完全掌握的那三分之一。”

    以上3个关键点，对家庭教育有极大的启示，一是父母应关心爱护孩子，二是父母应严格要求孩子，三是父母应尊重支持孩子。

三、“4”道关（从农村进入城市须面对的考验）

    从农村进入城市，必然要面对“4”道关。  

    1、面对饮食关。

    民以食为天。总体而言，作者老家与上海都是江南，所以在主食上没什么差别，都是吃米饭。不像北方人到南方，或是南方人到北方，为了米饭还是面食问题会有很多纠结。但湖北与上海在口味上也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湖北做菜偏辣，上海做菜偏清淡。

    “父母到我们家后，尤其是父亲开始掌勺后，父母的口味如何与我们的口味协调，开始成为一件需要沟通的事，父母进入上海城市世界后的饮食关之难开始若隐若现。”口味上的差异还是显形的，在一家人的饮食问题上，还有很多隐性的差异，这种差异其实还是农村世界与城市世界两种不同文化的映射，以及两种不同经济收入的映射。“父母进入城市世界后的饮食关基本上过去了。这里有农村世界的粗放与城市世界的精细之间的冲突，父亲认同了这种精细的好处，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种精细的操作；有不同地域之间口味的差异，我们与父母口味的融合实际上是以父母的迁就为代价的；有不同收入、不同职业间的饮食差异，在这一点上父亲放弃了他原来的收入和职业带给他的影响，而完全站在我们的角度作出取舍。”作者强调，“父母在饮食问题上的认同、放弃、保留以及主动的变化，其实也是社会融合的具体体现。”

    作者还谈了这样一段看法（我赞同这一看法）：饮食有三层境界。第一层是充饥，以填饱肚子为原则；第二层是美味，已经从物质的充饥发展到精神上的愉悦体验；第三层是享受，饮食只是载体，精神的升华才是主要的。这样看来，其父母原来对饮食的认识是在第一层境界，而上海这边已经进入第二甚至第三层境界。

    2、面对衣着关。

    佛要金装，人要衣装。作者上世纪九十年代从武汉到上海读书，到学校后发现有些男同学穿衣服敢于创新，有的人夏天穿衬衫里面不穿背心，冬天会把羊毛衫穿在里面，外面罩上衬衫，再加上西装领带，照样风度翩翩。当时的总体感觉是上海这边的“穿”确实要比武汉时髦一些。

    作者曾与一些朋友交流过，他们说“穿”有五层境界，第一层是实用，能解决蔽体和御寒问题；第二层是整洁，穿着干净、整洁，外表平整，没有明显的污迹；第三层是美观，

这涉及到面料、颜色和款式的搭配，也涉及到衣服与个人的身材、体魄相适应；第四层是得体，穿着与自己的年龄、职业、身份相吻合，与不同时间、不同人群、不同场合的氛围相吻合；第五层是象征，穿着体现个人的兴趣爱好，体现个人的喜怒哀乐，体现个人的思想情感，甚至是体现个人的政治表达。

    作者父母长期生活在农村世界，在“穿”的境界方面与上海这边还是有明显的差异。当然，其父母除了买菜、送孩子上学和带孩子在小区玩，平时以居家为多，因而在融入上海的穿着关方面几乎没碰到什么大的问题，但也有一点小小的问题。“我们平时回家之后会把外套换掉，换成家里穿的衣服。我们也为父母准备了外面穿的衣服和家里穿的衣服，但父母似乎不太习惯，有时候把家里的衣服穿出去了，有时候回到家里忘了换，多数时候还是以穿外面的衣服为多，尤其是父亲，回到家里马上就要开始洗洗弄弄，我们也没有勉强。”

    3、面对交通关。

    开门大吉，出行大利。千百年来的农业社会对“出行”是非常重视的，尽管那时的交通工具与现在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作者父母到上海后，尤其是其父亲开始买菜，开始送小孩上学后，作者对其父母外出是写了几条规则一直放在父亲口袋里的，基本内容包括外出一定要带好钥匙，走路一定要走人行道，过马路一定要走横道线，过路口一定要红灯停绿灯行，其父母也是严格执行的，除了后来年龄大了有些健忘，偶尔有出门忘带钥匙的情况，其他时候基本都是平安无事。从农村世界走路和骑车的随意性，到城市世界走路和骑车的规范性，从农村世界的地广人稀，到城市世界的车水马龙，其父母过交通关应该说还算顺利，作者认为这可能得益于其父母长期以来的责任心，包括对自己的责任，对子女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

    当然，作者说其父母过了交通关，主要还是与其父母的交通方式有关，平时外出以步行为主，有时乘公交车，相对简单的交通出行，让其父母从农村世界进入城市世界后没有出现大的波折。如果是一个在职人员，在上海涉及的交通方式会比这复杂很多，会涉及骑车、开车、乘车的多重规则，过交通关也会艰巨很多。从农村世界到城市世界的人们，要适应快时代的城市交通观念与交通规则确实不容易，但必须学习、了解、认同、遵守，否则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4、面对医疗关。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人吃五谷杂粮，总有生病的时候。但如何对待生病或者说受伤的同类，却区分着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进入文明社会后，人类先是有巫师，后是有医生来处理各类疾病，尽管这些“巫”和“医”对病人来说并非全然有效，但随着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平均寿命在不断增长也是不争的事实。

    作者父母来上海后，依然在老家缴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保险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行，应该也就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但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只有住院才能享受报销，一般的门急诊只能自费。“如果说父母来到城市世界后有什么特别遗憾的事情，那一定是生病就医这件事。父母怕生病后花我们的钱，尽管我们说生病又不是自己想的，就医的费用我们也能承受，但父母依然会为生病就医花费了我们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而自责，为他们在上海的住院治疗花费而感到歉疚。”

    作者认为，我们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将农民排除在外的，后来虽然有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但其实不论是医疗保障，还是整个社会保障，农民与城镇职工、城镇居民相比较而言，存活在不同的保障体系中。如果两种保障体系是在原来封闭的环境里运行，倒也相安无事，但随着人员的大规模流动，尤其是大批农村的年轻人来到城市就业，这两种保障体系的不相融就充分体现出来了。即便年轻人在老家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在城市就业后还必须按照规定缴纳“四金”或者“五金”，这样他付出的是双重保险的费用，但在生病就医时却只能享受一份保障。至少在当时，没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城市医疗保障制度之间的衔接方案，这也造成当时城市社保缴费的困境：企业因为增加成本不愿为农村户籍的职工缴纳社保，职工因为没有实际收益也不愿缴纳社保，于是企业与员工达成默契，共同规避社保缴费。

    以上4道关的描述和思考，对上海城市治理，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如何快速融入上海，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四、“1”生情（作者与父母的深厚感情）

    全书充满着作者与父母的深厚感情。特别是上大学而离家的那部分描写，感情真挚，让我感同身受。

    “真正让我，让父母感到离别的，是我上大学。我们那时考上大学要转粮油关系，还要转户口，也就是从非商品粮转为商品粮，从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这就意味着我从法律意义上离开农村、离开家庭了。尽管这个离开是当时大家公认的好事，但离别造成的伤感却从那时起开始如影随形。”

    “离家前一天，我挑了两担水，把家里的水缸都装满了。父亲本来说不要我去挑水，但我很坚决，父亲也就没有拦阻。其实，这个活平时都是父亲干的，我也就是客串一下，表示一下我对父母的爱心吧。”

    “父亲开始给我准备行李，我们那时候除了要带换洗的衣服，还要带一整套床上用品。我原计划就带高中时的那套被子，但父亲说那套被子他们可以在家里用，我去上大学还是要用新的。父亲用新收的棉花给我弹了一床崭新的棉被，把被套和被里缝好，然后给我打包。为防止弄脏，父亲还在被子外面包了一层塑料布。甚至连打包的绳子父亲都是新买的，说不能用家里的旧绳子，免得被人看不起。”

    “离家那天父母起来很早，他们在鸡笼里抓了一只鸡，杀了后把鸡毛褪干净，洗好后切成块，早早地炖在那里，准备作为中午招待客人的主菜。我起来后，母亲煮好鸡蛋，父亲剥好，然后加了糖让我吃。我一下想到这是我小学和初中时生日那天的早餐待遇，高中时住校，生日都是在学校紧张的学习中度过，不可能吃什么特别的东西，父亲在用高规格的早餐来表示对我离家的重视。”

    “那天，叔叔和姑妈等一大家子都来为我送行，父亲在那边忙里忙外招待客人，却不忘提醒我要把录取通知书和其他资料带好，把一个学期的生活费带好。我告知父亲都已经放在随身带的皮箱里，父亲说身上还要带一点零花钱，又把叔叔、姑妈们送的红包都给了我。”

    “我乘当天晚上的轮船去武汉，吃完午饭，父亲就与两位叔叔一起用自行车送我到船码头。老家的船码头于我非常熟悉，因为我的高中母校就在船码头附近，我们经常吃完晚饭后就到船码头那边散步，看着来来往往的船只或者在这里停顿，或者在这里走过路过却错过，不肯为这个小小的港口做短暂的停留。那时我也曾想过，是否这里也是我离开家乡、离开亲人、离开父母的地方，果然，这里成了我走向一个新的世界的起点。”

    “随着汽笛声声，我们要乘坐的那班客轮已经抵港，父亲和两位叔叔帮我一起把行李拿到船上，我自己则拿着叔叔送的水果。因为没买到四等舱的铺位票，父亲他们把我送到三楼船尾的大甲板上，父亲似乎还想在船上陪我一会，但船上的广播已经在通知送行的亲友尽快离开，我于是与父亲和两位叔叔道别，催促他们尽快上岸。但父亲临走却又塞给我五元钱，让我晚上在船上吃晚饭，而这五元钱差不多是父母在家一个月的生活支出。”

本书的最后两节是“送别父亲”、“送别母亲”，作者用无尽的思念来追忆父母，让父母永远活在其心里。本书的写作出版，就是其深情追忆父母的较好形式。

作者与父母的“1”生情，充分表达了父（母）慈子孝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是一个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案例。